西安电子科技附小学者：50年代一些干部对农民苛刻后来四清被整得够呛

历史系初次评职称，共评了一个一级教授、七个二级教授，有人戏称是“八仙过海”，一时传为佳话。周谷城先生是一级教授，学问精深，但是讲课照着讲稿读，有一次读到某个民族栖息在某地，他就说“栖息”这两个字用得好，“要得！”还要拿出来议论议论。耿淡如先生也是读讲稿的。陈守实先生讲元明清史，分析问题很深刻，如果顺着他的思往下钻，能够写出好文章，可他的，你要耳朵竖起来听，他讲话轻的时候轻在喉咙头，响的时候又响遍全教室，一会儿响，一会儿轻。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他说：“《文史哲》上的文章好看的啊？不好看！”他的意思是《文史哲》办得不够好。

吴浩坤：1951年我考入东北师大中文系，系里还有穆木天这样的名师，跟他接触蛮多的。后来因为东北天气太冷，高粱米也吃出了胃病，就要求，1952年，我考入复旦历史系。王文楚、贺卓君这些同班同学一般比我小三岁，裘锡圭还要更小一点。我除了在东北师大耽搁一年，解放初期我还上了军政大学，在南京孝陵卫，是三野搞的。

印象最深的是胡厚宣先生的课。他一开始就给我们开了“中国通史第一段”（先秦两汉部分）和“考古学通论”这两门基础课，接着又开了“古文字学”和“甲骨学商代史”两门专业课。班上像裘锡圭、贺卓君、王文楚、崔恒升、施勇云还有我都喜欢听他的课，他和我们接触最多，感情也最融洽。这几门课我成绩都很好。

核心提示：“我（吴浩坤）是农村来的，每年春节都回，听说农村里一些基层干部对农民很苛刻。回到寝室，晚上闲着没事，和室友聊了一下农村的情况，又被汇报上去，说我反对农村基层干部。后来四清运动，好多基层干部不都被整得够呛吗？现在回想起来，都很可笑。”

周予同先生和蔼可亲，待人有之风。他上课不用讲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只有写大段板书的时候才看一下笔记本，很有个人风格。我对他开的“历史文选”很感兴趣，当时想他搞史，大三学年论文的题目就是他给我出的，叫“论墨子思想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性”，1956年稍加修改，作为毕业论文通过了。系里毕业分配，我被分配考周先生的研究生，方向是“中国古代史学”。周先生看我来自农村，经济比较拮据，为我着想，曾经两次劝我不考他的研究生而改当他的助教，这样生活比较稳定，经济也有保障，但我想多读点书，后来还是考了他的研究生。没想到1957年“反右整风”，我突然被划成了，周先生也爱莫能助。“”初期，我不仅穷，粮食也不够吃。周先生当时也困难，工资被冻结，还好几次把剩下的粮票二十斤、三十斤地塞给我，有时附上三十元钱，让我买粮食。这样的恩情，我是永记不忘的。

“我（吴浩坤）是农村来的，每年春节都回，听说农村里一些基层干部对农民很苛刻。回到寝室，晚上闲着没事，和室友聊了一下农村的情况，又被汇报上去，说我反对农村基层干部。后来四清运动，好多基层干部不都被整得够呛吗？现在回想起来，都很可笑。”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郑诗亮，原题为：︱吴浩坤：“”期间复旦师友的遭际与命运

出生于1930年的吴浩坤先生，今年虚岁八十七了。作为复旦大学培养的新中国最早的历史系研究生之一，吴先生经历了建国后的历次，并深深卷入其中。“”期间，他戴着帽子，参与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工作，负责资料收集。“”结束之后，他参与创办复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并担任系主任，又参与筹建复旦文博学院和博物馆。在吴先生的讲述当中，周谷城、周予同、胡厚宣、谭其骧、陈守实等历史系前辈学人的形象得到了生动再现，而他同辈学人的不同遭际与命运，也令人唏嘘感慨。

我考进历史系的时候，系里已经经过了思想，看看谭其骧先生1951年的日记，里面就说了一些思想的事情，当然，文风是含蓄的。经过思想之后，老师待我们这些1952级的学生特别亲切，此前师生之间是发生过矛盾的，比如学生老师之类。我们1952级人数多，共四十人。1951级只有十二个人，再往前的1950级倒也有二十几个，徐连达、朱永嘉都是那个班的。1950年前，有的班级只有几个人。

吴浩坤：经过院系调整，历史系拥有周谷城、周予同、陈守实、胡厚宣、谭其骧、蔡尚思、马长寿、王造时、耿淡如、田汝康、章巽、靳文瀚、程博洪、陈仁炳、胡绳武等一大批专家学者。1953年又增聘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宽先生来校任教。1952年我进校的时候，马长寿先生还在，1955年“反胡风”之后就去了西北大学。1956年，胡厚宣先生也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与周谷城 资料图

澎湃新闻：当时复旦历史系有哪些老师？您能谈谈这些老师的情况吗？

澎湃新闻：您是何时考入复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