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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传》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谈写作及伦敦食品工业杂志编辑部

《伦敦传》

彼得·阿克罗伊德画像,刘筝绘。

阿克罗伊德:当我开始研究一位我要写的对象时,我会阅读他所有的作品,也争取阅读所有别人写的有关他的书。我会把所有的书都搜罗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我很喜欢这个研究和准备的阶段。因为我要阅读上百本关于我的传记对象的书,所以,我就没有时间再读书了。

澎湃新闻:您的写作习惯如何?一天中,什么时候是您写作的最佳时间?

如何成为作家

我需要总结所有其他人的观点和看法,然后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和知识形成我的观点,做统一的总结。有的时候这一过程很痛苦,但在我看来,分析所有已经发表的资料,这和写作本身一样重要。

阿克罗伊德:伦敦是很丑。但是丑也可以很有情趣,很有魅力,丑自有美的一面。伦敦之美就在它的丑陋中。这是一种“得体”之美。这种丑陋之美是伦敦自然进化的结果,它给了伦敦人一种自强不息的团结。

澎湃新闻:能否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关于您的父亲和您的伴侣,您可以不用回答。您父亲早年就抛弃了你们,但是您在《旁观者》工作时,他来找过您,希望能和您见面,但是您见他。还有您在耶鲁认识的男朋友布莱恩,他随您回到英国,你们在一起住了二十三年,但是您的家人从来没有见过他。为什么?

澎湃新闻:您在剑桥得到双一等学位,之后就去了耶鲁大学,是吗?

澎湃新闻:您如何选择您的研究和写作对象的?您会在情感上很投入吗?

阿克罗伊德:对,剑桥毕业后,我得到了梅隆学金,去了耶鲁大学。这个学金每年只颁发给两个人。在耶鲁,我什么都不用干,他们发钱给我,我不用去上课,也没有研究课题。闲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很无聊,就决定写本书,那就是《新文化笔记》(NotesforanNewCulture),我在书中试图阐述英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问题。我觉得这本书很不成功,因为全是我自己的观点,我根本就没有去研究别人的看法。

阿克罗伊德:我就是想和别人一样吧。那时我的同学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家庭出来的孩子,像我这样来自社会底层的很少,我不想和别人不一样。

我和我的伴侣布莱恩是在耶鲁的一家书店里遇见的,他是个模特,也是个舞蹈家。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跟我回到伦敦,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二十三年,直到他艾滋病去世。我从来没有把他介绍给我的家人,现在看来,可能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在那个时代,当时我觉得最好是那样来处理。

伦敦有一根之线,这根线贯穿着伦敦的过去和现在。伦敦的历史是继续的,虽然可能是有些、有些困难的历史。我在许多书中希望做到的,就是要向读者指明这条历史之线。

许多人都觉得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好的传记作家,又是好的历史学家,还是好的小说家。有人会你是外行,或者你写得太多。但对我来说,我的整个写作生涯,就一直在写这三种书。一开始也可能是因为我不想只写一种,那样的写作生活会太单调,也是为了能赚钱。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是习惯成自然了。

关于写作

澎湃新闻:您去过中国吗?

澎湃新闻:您说过,推动伦敦发展的一直是和。现在,伦敦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城市之一,伦敦城市中心的房价真可谓是天价,许多伦敦人根本支付不起继续在伦敦居住。您觉得,这样的变化,是不是会让伦敦失去它的特点?

阿克罗伊德:我想可能因为我有能力清空我的头脑,我能忘记。当一本书完成之后,我就对此书不再感兴趣,这本书出版了,交给读者了,就和我没什么关系了。我尽量争取不再关心此书,我基本上不读书评,然后开始下一个项目。

澎湃新闻:在《伦敦传》中,您把伦敦当成一个有生命、能够呼吸、有能力报复、具有力的活物来写,您还说过:“当你走在伦敦的人行道上,放轻脚步,因为你是走在伦敦的皮肤上。”您觉得这个有生命的伦敦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

澎湃新闻:您是个非常多产的作家,至今有五十七本书出版,而且得了很多。您的著作中有历史、传记,还有小说。能说说您如何做到这么多产的吗?

在英国文坛上,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Ackroyd)可以说是最多产、最多面手的作家。他至今已经出版著作近六十种,其中小说、传记和历史著作三足鼎立,同样出色,都很重要。他的小说包括《奥斯卡·王尔德的最后证言》(TheLastTestamentofOscarWilde,1983)、《霍克斯莫》(Hawksmoor,1985)、《查德顿》(Chatterton,1987)、《丹·利诺和石灰房之鬼》(DanLenoandtheLimehouseGolem,1994)、《坎特伯雷传奇之重述》(TheCanterburyTales:ARetelling,2009)等;他曾为之做传的作家包括艾略特(1984)、狄更斯(1990)、布莱克(1995)、托马斯·莫尔(1998)、莎士比亚(2005)、卓别林(2014)、希区柯克(2015)等;他的历史著作包括《伦敦传》(2000)、《古埃及》(2004)、《古希腊》(2005)、《圣河泰晤士》(Thames:SacredRiver,2007)、《威尼斯:纯真之城》(Venice:PureCity,2009)等。他的六卷本《英格兰史》从2011年开始出版,卷一、二、三已经面世。现在,他正在完成这套历史著作,同时也在写作《基城:同性恋之伦敦传》(QueerCity:AGayBiographyofLondon),此书明年即可出版。我一直很喜欢他的作品,更惊诧于他如何有精力写出这么多皇皇巨著。近来他的《伦敦传》中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我与他联系,希望能够采访他。可惜他最近刚刚骨折,不想见记者,但还是愿意通过电子邮件回答我的一些问题。

澎湃新闻:如果中国读者想要以您的《伦敦传》为指南,到伦敦来旅游,您觉得伦敦有哪些地方是他们必须去的?

阿克罗伊德:对,伦敦是在、利润和剥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状况在现在和未来都不会改变。这是一个拜金的城市,这个城市刚刚建立的时候,就是如此,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伦敦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每一个时代,都有人会被挤出伦敦,现在有,过去有,未来还会有。这是伦敦的历史命运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不会让伦敦失去它的性格,相反,能让伦敦的性格更鲜明。这也是伦敦性格的一部分。

大约七八岁的时候,我写了一个关于伦敦议会纵火案的主要人物盖伊·福克斯的剧本,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爱上了写作,一直到现在。但只有到我担任了《旁观者》(TheSpectator)的文学编辑之后,我才学会如何为写作。

一旦完成了一本书,我就试图清空头脑里关于这本书的所有信息。如果把所有的信息都留在头脑中,我真要发疯了。所以,对我过去写的书,我很少能记得它们。例如,如果你问我艾略特的生日,或是狄更斯的忌日,我无法告诉你,我根本不记得。我需要把这些信息都清理出去,头脑中才能有给下一本书的空间。要不然,我的头脑中会充满各种声音和各种人物,就会非常难控制和掌握。

阿克罗伊德:纽约和巴黎都是计划中生成的城市,而伦敦不是。伦敦几乎是完全没有计划的,上千年来,它完全是自然生成、随意发展的。从来没有人为伦敦做过一个规划,也没人为它做过设计。但是让人惊讶的是,伦敦的一切又很连贯、很融洽,这种无计划性,是有利于伦敦市民的。所以,伦敦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城市,也是一个很丑的城市。

阿克罗伊德:我会下面这些地方:

我从早上七点半写到晚上九点,当然,当中我会停下来吃饭,或做些家务。我的个人生活其实常单调的,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很有趣的人。我也总是去小饭店里吃饭,这样就不用为烧饭而浪费时间。

我对自己的时间表掌握得很严格。我总觉得我所有的书都属于一本很庞大的书,它们只是这本大书的不同章节。等到我死的时候,这本大书才会完成。也是这本最后的大书,才会给我一种成就感。

阿克罗伊德:从耶鲁回来,我无所事事,就写信给所有的报刊推荐自己。当时《旁观者》的主编是乔治·盖尔(GeorgeGale),他居然召见了我。他给我两本书让我写书评,我第二天就把两篇评论给他了。他肯定觉得我干活快,所以,就给了我文学编辑的工作。连我自己都特别惊讶,因为那时候的我根本不懂什么是文学编辑,也没有当记者的经验,更没有当编辑的经验。但是我学得很快,很短时间内就上手了,而且很喜欢这份工作。

泰晤士河岸。

澎湃新闻:您还说过:伦敦向来就是一个很丑的城市。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您这么热爱伦敦,但又觉得它丑,不矛盾么?

圣殿区(TheTemple),就在舰队街旁边,那里是许多法律专业的起源地,圣殿骑士在那里被埋葬成一个圆圈。

当年在伦敦大火后,英国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Wren)负责重新建造圣保罗大。打地基时,他叫一位工人去搬一块平的石头来放在的正中心,工人从附近搬来了一块旧墓碑,放好后,雷恩才注意到有一个拉丁词Resurgam,意思是“我会”,这个词,就最能代表伦敦的。

格林尼治区(Greenwich),那里展示出英国海军的优势。

阿克罗伊德:我还是个婴儿时,我父亲就离开了我们,我从来就不认识他。对,我在《旁观者》工作时,他给我写信,说他是我的父亲。我不想见他,但我还是问了几位好朋友的意见,他们也都我不见。我想何必见他呢,我们完全是陌生人,我没有任何话要对他说。

澎湃新闻:您1949年出生于伦敦的东艾克顿区的一个平民家庭,您还是个婴儿时父亲就离开了你们,母亲在一个工程公司的人事部里做个小职员,您在的廉租房里一直住到十八岁去上大学。您是怎么成为一个作家的,从小就有这样的志愿吗?

辛普斯餐馆(Simpsons),它位于河滨(Strand),是一个很古老的餐馆,它的整个氛围还有食品都充满了上个年代的风情。

澎湃新闻:您还说过:“伦敦是一个被的城市,也是一个被的城市。”听说您在《伦敦传》交稿之后,就大病一场,心脏病发作,做了大手术,昏迷一周。这是不是一种“”?

作为一位刚进入文坛的新手,我可能也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想给别人制造些印象,例如我曾经评论纳博科夫的作品“艰涩难懂、软弱无力、、毫无新意”,现在看来,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现在当然根本就不同意年轻时的那种观点。

澎湃新闻:您为什么对伦敦这么感兴趣?

阿克罗伊德:我的外婆热爱伦敦。我小时候,周末时,外婆常带我从家里坐公交车到伦敦市中心去,我们会在舰队街和圣殿区的大街小巷上散步。她对伦敦的热爱肯定传递到了我这里,在我的心里播下种子。伦敦是我生活的伴侣,是我想象力的风景线。

另一件给我很多乐趣的事,是注释我的那些笔记。例如,关于某一个细节,你收集到了所有的资料,可能有五十本书提到此事,所有的资料、解释、发现和都综合到了一起,你能看到前面的大会通向何方,下笔就活了。例如,我在写《莎士比亚传》时,有几百本书,还有二十个大文件夹,我给每个文件夹一个号码,再给每本书一个字母,他生活里的每一个细节,我都给一个横向和纵向的交叉注释。

澎湃新闻:我读到有的文章说您在剑桥时,花了一番功夫要改变您的东伦敦口音,要摆脱您的出身背景,是这样吗?为什么?

阿克罗伊德:应该说我成为作家完全是一个意外。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在学校里,我是那种小书虫类的孩子。记得有一年圣诞节,我得到的礼物是一套少年百科全书,一共十卷本,我发誓要在一年之内读完,果然做到了。现在我还能清晰地记起那套书的封面,光滑的每一页纸,还有那些照片。我从很小的年龄开始,就为了读书而喜欢读书,读书这个行为本身给我极大的乐趣,不管书的内容是什么。当然,在读书的过程中增长了知识,学到了东西,这是额外的好处。

泰晤士河伦敦塔桥。

伦敦也是个幸存者,它被大火烧过无数次,1666年的伦敦大火,二战中对伦敦的大轰炸,但每次它都能在火中,而且还更坚强。伦敦是从火里铸造的,所以,它有一种勇猛且不顾一切的。它古老的街道、小巷、弄堂,在大火中一次次化为灰烬,但是又一次次重新出现。在伦敦城的许多角落,你都能见到过去和现在之间有一种无法分开的神秘拥抱。

阿克罗伊德:许多作家都喜欢在早上写作,早上是他们创作的最好时间。我不是。我一天从早晨写到晚上,写一整天,天天写。我一般都是同时写三本书。早上我会研究或者写作一本历史著作,下午主要是写传记,晚上我会写小说。我的小说一般都是手写的。

澎湃新闻:在准备写作一本书时,您是如何做研究的?

阿克罗伊德:对我来说,那时的编辑部生活如同录一样。我从来没有参与过伦敦的社交生活,这一切都非常新鲜,充满趣味。编辑部里每天有许多人出入,很多名人,文坛巨匠,例如金斯利·艾米斯。我当时二十来岁,能和这些人交上朋友,当然让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还有那些午餐会,不是一月一次或一周一次,是每天都有。大家都只在早上工作,下午就没人工作了。我那时也能说是海量,但现在很少喝酒了。

阿克罗伊德:中学时,我赢得了依灵区的私立圣本笃学校的学金,去那里读书。当时学校里的老师还都是士,学校的许多规则指令也都是用拉丁文表达的。欧洲古典文化非常重要。这个学校为我后来的写作和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非常喜欢历史课和古典文化课,我的成绩也一直非常优秀。

中学毕业后,我考取了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学习英国文学。第一年我一点都不喜欢,觉得自己无法融入。第二年,我有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他给了我很好的,让我找到了自己。同时,我也和国王学院的一批年轻诗人交上了朋友,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集《喔唷》(Ouch!)。当时我是一门心思要当诗人的,根本没有想过要当小说家或传记作家,可能还不屑于当小说家或传记作家呢。

阿克罗伊德:我觉得伦敦应该是个男性,有一把年纪了,脾气有些难以琢磨。他可能还有些病,没有耐心,但是仍然充满了精力。

澎湃新闻:1973年,您从耶鲁回到伦敦,只有二十三岁,居然出任了《旁观者》的文学编辑,您如何能这么年轻就得到这么重要的职位?

对我的传记对象,我基本上能做到没有任何感情上的投入,争取不和他们发生关系,保持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对他们,我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

关于伦敦

中国读者

伦敦城(TheCityofLondon),那里是世界金融的中心。

澎湃新闻:有人说,英国有两类城市:伦敦、非伦敦。英国其他的许多地区,特别是北部苏格兰地区,原来的重工业区、前制造业区,都觉得伦敦在飞速地发展。伦敦人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都吸引来了,这对其他地区都很不公平,把这些地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您觉得呢?

阿克罗伊德:对,我的心脏病大发作,就在我把手稿交付给出版社的第二天。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那一周的昏迷是医生诱发的,是医学上的需要。他们告诉我妈妈我活下来的机会只有百分之五十。在心脏搭桥手术做过之后,我醒来了,就是在通道的另一边了,我的感觉好极了。

阿克罗伊德:不是我选择写作对象,是他们选择我。但是我的传记作品有一个基本准则,那就是我的传记的对象都要与伦敦有密切的关系。

克拉科维尔绿地(ClerkenwellGreen),过去几百年来,那里一直是许多极端的地方。

伦敦从来就没有一种理论或,从来没有一种连贯的哲学推动它。在1666年的伦敦大火之后,雷恩设计了一张新的伦敦城市图,把伦敦按纵横的几何线来设计,但是他的设计无法实施。伦敦向任何理论性的城市规划,伦敦有它自己的法律。人没有办法改变伦敦,正相反,是伦敦改变人。不是伦敦属于人,而是人属于伦敦。

阿克罗伊德:从来没有,但是我很想去中国,当然要在我倒霉的骨折痊愈之后。

彼得·阿克罗伊德。东方IC资料

澎湃新闻:您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伦敦的发展是没有计划的,是出人意料的。它的扩大是自生的、零散的、机会主义的、任意的、市场主导的”。伦敦是一个庞大的城市,如果和其他的伟大城市,例如纽约、巴黎相比,您如何看伦敦?

澎湃新闻:您在《旁观者》工作了九年,从文学编辑做到主任编辑。那时候的舰队街上各种报刊门连门,充满着酒精的午餐会也非常有名。有人传说您曾挑战马丁·艾米斯,要和他扳手腕,还曾在拉什迪的怀里酩酊大醉。当时那里是伦敦的文学中心,对您这个从小在廉租房里长大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吧。

彼得·阿克罗伊德。东方IC资料

泰晤士河(TheThames),这是一条圣河,曾经得到圣母玛利亚和许多河神的。

泰晤士河伦敦塔桥。

澎湃新闻:您对历史的兴趣是何时开始的?

阿克罗伊德:伦敦和英国其他地区确实有差距,从伦敦有史以来,情况就是如此,我不觉得有任何人能够改变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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