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日本和的二战博物馆科技改变未来演讲稿

他的想法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仍然相信，社会主义必须是探寻社会关系和语境的基础。历史不能只是由细节拼接而成的马赛克，只展示物品的博物馆算不上是博物馆。”

由于对日常生活的军事化管理、和民族主义宣传给予了更多关注，京都博物馆的启迪意义更大，涉及的内容更多，对战后历史所做的简短概括也符合常有的结论。比方说，某本供小学生使用的插画书就写道，越战是美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但“渴望和的越南人民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

施托策尔来自慕尼黑，是个品味考究的派，仪容整洁，很有英国范儿（style anglais），扎真丝领结，穿花呢西服：他既是美学家，也是经验丰富的行政人员，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像个做广告的。施托策尔出生时恰逢战争末期，不过他身上没有许多“六八一代”知识的那种对的关切。他以一句评论了我俩的谈话：“你不可能为某件你没做过的事进行心理哀悼。”无疑，他指的是奥斯维辛之为人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

撇开上述景象，两座博物馆的旨简单明了：改变战时日本的形象，使之从者变为侵略者。日本人的并没有被忽略；大阪博物馆的一个展区就十分详尽地—尤其是从孩子的视角—展示了大阪是如何被燃烧弹摧毁的，以及遭到打击是何种滋味。在当时儿童所绘的一幅彩色图画里，逃命的人群惊慌失措地飞奔过桥，身旁爆炸，婴儿的头颅被炸上了天，鲜血四溅。可是，不同于广岛博物馆，在这里人们小心翼翼想表达的是，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日本发动的战争。

今天，最接近历史博物馆的，是坐落在的历史博物馆（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其位于东的军械库内，过去是主义历史博物馆。早在1989年墙倒塌后不久，就有人试图它。那时，门口的一块牌子上写道，“我们如今知道，这座博物馆反映的是一种为越来越官僚和的社会正名的历史观，它人们同过去和现在建立积极而主动的联系所有一切都有待改变，有待得到新的评价。欢迎您不吝赐教，协助我们以真正可取的方式呈现历史。”

话说回来，这么做的目的与其说是鼓吹反美主义，不如说是为了彰显战争都是的。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宣传册的话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而富饶的日本，但战争阴云依然在我们上空。十五年战争了我们很多东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根本没有所谓的战争。”

接着，他话锋一转，谈起自己在主义下的不易，比方说，每次办展都必须得到审查人员批准，然后才能落实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物资，譬如印刷用的纸张。

他是否觉得比过去更？“不，我们从来就不，从来就没过！”哪怕是相对而言么？“没错，你瞧，就跟我们过去为了拿到纸张或资金，不得不作出一样，现如今某件事如果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合拍，那你照样什么也办不成。必须噱头十足，必须如何如何。好吧，也许历史博物馆会更有趣”

大阪博物馆创立人之一胜部元（Katsube Hajime）教授在一本由他撰写的、名为《日本的角色》的小里，进一步厘清了反战主义的背景。在书中，胜部探讨了《日美安保条约》和PKO法案。在他看来，故意或日本战时历史，以此为日本军事大国地位的恢复背书。他希望日本能斩断“如今同美国的霸权主义全球伙伴关系，并成为和平阵营的一”，另外，“如果选择走这条的话，日本就必须承认它在十五年战争里所的战争，并对战争者作出赔偿”。

虽说两者并不完全一致，但我还是联想到了汉堡一座著名的警示碑，作者是雕塑家阿尔弗雷德·赫尔德利奇卡（Alfred Hrdlicka）。赫氏的作品刻画了血肉模糊、的尸体和的囚犯，是对一旁一座年代更为久远的的—此碑丑陋至极，形似巨型地堡，立于1936年，目的是纪念第二汉莎步兵团76营。浮雕上刻着成排一模一样的士兵，正环绕石碑行军。在他们佩戴的头盔上方，刻着一行哥特字体的文字，摘自海因里希·莱什（Heinrich Lersch）作于1914年的一首诗：“我们终有一死，而德意志永垂不朽。”（Deutschland muss leben, und wenn wir sterben müssen.）几乎所有都难免被拆毁的命运，但这块碑却逃过一劫。人们选择将赫尔德利奇卡的尸体石雕立于其侧，是一种更为妥当的回应。这座警示碑存在的意义是进行反驳。

然而，万湖别墅的问题在于，它究竟是博物馆还是纪念馆？这点存在模糊之处。想必二者皆有，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你能通过艺术作品、仪式、分析和话语来铭记大，但这一切不能在同一时空进行。我向施托策尔指出，仪式化和艺术性对待历史的态度是的立场，而强调话语更符合的传统。他认可了我的说法，称没准是这么回事。事后，我觉得这一概括或许可以进一步延伸，因为德日两国的纪念馆和博物馆面临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记忆既可以是的，也可以是化的。两种说法都成立，但不能混淆。在避免二者被混为一谈这点上，做的并不比日本要好多少。教思维依然在相同程度上纠缠着这两个国家。

他说，放弃在博物馆的工作并不容易，因为这曾经是他生活的重心。另外，他对时局的变化也很不满。他谈到波茨坦的历史地位。自腓特烈大帝以来历朝历代都将波茨坦作为展现其形象的工具，他解释道。波茨坦在1920年代是右翼活动的中心。战时，的高级将领都驻留于此，就连策划1944年未遂的那批人也不例外。然而，这一切在博物馆里都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舒尔特相信，博物馆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展现历史的”。

在博物馆，审美和话语的结合是行得通的，纵使总有些人会抱怨，说艺术成了话语的品，或者倒过来，话语成了艺术的品。而在纪念馆里，仪式和分析恰恰无法相融。施托策尔也许会因为过于强调艺术性而遭人，毕竟，现在谈的可是历史博物馆。他关心的是外在形式，就纪念馆而言，这也许是他应有的关切。但就连他，也会将博物馆和纪念馆混淆起来—尽管这有时或许在所难免。

“你能做的，”他说，“只是些象征性的事，形式上的。比如设立一年一度的奥斯维辛日，给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捐款，这些都不错，总比更有建设性。可是，理想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幻想不切实际的事，却忽略那些可以做到的。”

我对舒尔特无甚好感，他是个官僚，跟前人没啥两样。他的口气听着甚至很像1945年突然发现自己的世界轰然崩塌的那些低级官僚。当被问起办公室楼上的斯塔西时，他说自己一无所知：“从没人告诉过我，我不知道，这种事怎么可能知道？我知道啥，我啥都不知道。”

满满一屋子“十五年战争”的文物、档案和照片清楚展现了这点。没有什么是被的；南京大、化学战部队、，这些都有介绍。但除了只言片语外，解释并不详尽。很明显，这么做是因为不想过多触及战时宣传的本质—国家神道鲜有提及—而是让年轻的参观者对战争的性有所体认（据悉，他们多为初中生，因为高中生正忙于应付考试）。

一个由史学家和博物馆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应运而生，接踵而至的是一场辩论。左翼和知识对科尔的想法完全不感冒。他们怀疑保守派的计划背后动机不纯，对保守派民族认同思想更是极度不信任。可以说，在他们心目中，身份认同压根不关的事。社民党家弗莱穆特·杜维（Freimut Duve）在1986年声称：“历史不属于，也不属于。在国家中，既不能、也不应以过去封建领主的方式建立博物馆。”就这样，正反两方你来我往，相持不下，直到1990年整件事变得多此一举后，这场口水仗才告一段落：两德合并，又只剩下一个“”了。

比方说，对设在万湖别墅内的大博物馆，施托策尔就持态度，因为其选择的形式是错误的。据他称，博物馆把大中的描绘成“的者”。他反对展示死亡营和隔离区的照片。在他眼里，写不写实不是重点。他希望记忆的形态能鼓舞。相比较下来，他更青睐公墓对逝者的呈现方式。透过墓碑上的照片，逝者可以活在人们心中。“这么做，”施托策尔表示，“才像是复活。我觉得，最好还是把逝者当成活生生的人来缅怀，而不是被卷入工业化机器的骷髅或尸体。”

迪特·舒尔特（Dieter Schulter）是我在遇到过的怨气最重的人之一。七年来，他一直担任波茨坦历史博物馆馆长。该市位于原，是诸多和军营的所在地。两德合并后，他被了。一位来自西的中世纪史学家接替了他，并被修缮博物馆。她形容舒尔特是个“死硬派”，还告诉我，秘密斯塔西的办公室就在他头顶上。

赫尔穆特·科尔在保守派学者米夏埃尔·施蒂默尔等顾问的熏陶下，对历史很有兴趣。同其他保守派一样，他担心联邦缺乏历史认同感。在酝酿建造博物馆的计划时，里夏德·冯·魏茨泽克还是市长。魏茨泽克表示，东德人起码有更为连贯的历史观—东还有一座历史博物馆，一座大号的“传统之屋”，位于壮观的巴洛克式军械库内。米夏埃尔·施蒂默尔曾写道，“追寻我们丢失的历史”不仅“在上具有性”，而且“在上具有必要性，因为这关乎联邦的内在延续性和外交政策的可预测性”。基民盟议员阿尔弗雷德·德莱格尔（Alfred Dregger）担心，倘若对“整体历史”了解不够，年轻一代的人就不会充分支持“国家”。“整体历史”（die ganze Geschichte）是句黑话。他要表达的是—而且在一些场合确实说过—对于时期历史给予的关注过多了。简单地说，上了一定岁数的保守派担心，国家被一分为二，联邦的会自感不是完整的人。历史—即“整体历史”—会帮他们增强认同感。

我问舒尔特，这些文字是谁写的，他是否还相信这一套。他撅撅嘴，望向我身后，开口说道，声音轻得几乎像是在耳语：“这些差不多是七年前写的，科学知识后来进步了”

胜部教授为人磊落，他似乎一向如此。由于在私人研究团体内部质疑日本的战事，他于1943至1945年间蹲了两年。他指出，同所有犯一样，他出狱的不是本国，而是美军。这段经历给他造成了创伤，打那以后他就一贯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日本。他的穿着一副年迈进步主义者的模样，很是随意：灰色运动衫、蝶形领结、宽松长裤。他向我解释大阪国际和平中心标志的意义—紫色的圆圈中央有个绿点，他说，绿点象征大阪，传递着和平的讯息，紫色圆圈则代表世界。

然而，诸如此类的例子十分罕见，也并未为历史博物馆或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实际解决途径。当总理科尔于1983年提议联邦建立属于自己的历史博物馆时，他脑子里盘算的肯定不是上述做法。为了向建城七百五十周年献礼，其博物馆计划要到1987年后才开工。

但他关于博物馆的一番话有一定道理。一座博物馆，特别是历史博物馆，不能只是随随便便展示些物品。展品必须根据观念进行排布。没有故事的历史是令人费解的。这不是说，根本就没有，所有故事都是宣传。但要是想抓住，就必须有对抗，有争论，有阐释，还有重新阐释—简言之，有一种无休无止的叙述。问题在于，如何在博物馆里呈现这点。

我们约在一座破败裙楼内的季诺咖啡馆，这个地方很现代，光线昏暗。舒尔特衣冠楚楚，身穿熨烫过的蓝色牛仔裤和花纹毛衣，脚蹬一双柔软的便鞋，一头白发梳得整整齐齐，指甲富有光泽，说明最近刚修剪过。他讲话时，视线不停地在屋内游移，不说话时则撅起嘴唇。

因此，当科尔在1985年就博物馆项目再次做时，他指出有必要知道“我们从哪儿来，作为人今天又身居何处，以及将向何处去”。不过，他还提到了和东德的关系，所谓的“政策”（Deutschlandpolitik），这触及“我们的民族认同感、我们国家和欧洲命运的核心”。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参观完博物馆后，某位馆员领着我来到天台。站在那儿，我们俯瞰围绕大阪城天守阁而建的大型公园，那里曾是日本帝国陆军和演习的地方。我回想起先前参观过的日本战争博物馆，有大阪的，有京都的，有设在九州原神风特攻队的，有广岛的，还有靖国神社里的“游就馆”。诚然，战后的日本确有变化，可是基本的争论依然如故。正方心目中的日本，已从中吸取教训，再也不会战争。反方认为，日本应有重新成为“普通”军事强国的。只要一方运用历史来支持其和平畅想，另一方就会加以否定。

要想精确洞察变化总是不甚容易，因为事物一直都在发生变化，多数悄无声息，无人留意。但就战争记忆而言，1990年代初在日本可谓是一段大变动的时期；或者起码看似如此。自1980年代末以来，退伍老兵开始公开谈及往事。1991年，原韩国及部分幸存中国劳工赴日索赔。在大阪和京都，两座着重反映日本侵略历史的新博物馆对外。总而言之，似乎打开了几扇窗，放进来一缕清风。对此有两种常见的解释，一是1989年裕仁天皇撒手人寰，二是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于1985年在所做的。他在中谈到，“任何对过去视而不见的人对现在也一样盲目。不论是谁，只要他铭记过去的惨无，就存在染上新疾的风险。”稿被译成日文，读者甚众。许多日本人都跟我谈起过此文，说这为他们树立了榜样。

但日本的侵略史之所以重新得到了突出，还有一个更为化的原因。海湾战争引发了一场对日本武装力量今后扮演之角色的严肃讨论。一部新法案（《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简称PKO法案）获得通过，使得日本自1945年以来首次能够以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的名义向海外派兵。这乍听起来好像很轰动，实则不然，因为自卫队只能携带轻武器，且不能参与任何战斗。但这一尺度对不少日本反战主义者而言已经够过分的了，他们将其视为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又一迹象。呼吁在平和会馆设立“侵略者一角”的广岛活动家是这么想的，作家兼活动家小田实也是这么想。两座崭新的战争博物馆—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和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馆—背后也折射出强烈的和平主义。二者均非日本拨款所建。大阪的博物馆由大阪县和市建立，而京都那家则隶属于立命馆大学。

在面见舒尔特之前，他的继任者比尔申克太太已经带我在昔日博物馆的一些地方转了转，包括陈列二战馆藏的展厅，那里迄今未改作他用。自统一后，这些展厅就对外关闭了。里面散发出一股霉味，闻着有点像熟蘑菇。新馆长开了灯，揭开盖在玻璃展柜上的一块白布，露出“新制度的象征”，即主义诞生前的旧。标志物排成一行：有个一战的德式尖顶钢盔，一顶财阀戴的高帽和一顶冲锋队的褐色军帽。它们排列的次序就跟历史一样顺理成章，和多米诺骨牌一样整整齐齐。在展厅的其他角落，我学习了主义为何是“魏玛国内部体制和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

这番话里能读出一丝急切，暗示东德人尽管有最强的意志，但单靠自己也无力应对。因此，西德人参与了进来，军械库内部被拆除一空，代之以新博物馆。崭新的历史博物馆没有设永久性馆藏；历史主旨和话题呈现于各种临时展览中。据馆长克里斯托弗·施托策尔（Christoph St?lzl）介绍，“如此设计，是为了促使人们思考。”

我来拜访施托策尔，是想就他供职的博物馆请教几个问题，可他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了纪念馆。不过，他尝试对二者进行区分：“我认为，应该用象征性和艺术性的姿态来面对过去，但有不少人觉得，应以话语取代仪式。问题在于，他们把探讨变成了一种准教活动，而不是活动。”

东或许给出了一种答案。解体前，每栋住房、每所学校、每家工厂、每座军事都有一个所谓的“传统之屋”（Traditionskabinett）。这些屋子实为一间间微型博物馆，概括性地展示了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工人运动，主义反抵抗运动，苏联红军解放易北河以东的领土，以及德意志国建国。这里呈现的是最纯粹的历史“传统”，为主义国家提供了性。同无处不在的列宁胸像一样，这些地方中的大多数在1990年后已被拆除。然而，在东某公园一角，一间“传统之屋”仍保存完好。不过，它的主题不再是历史，而是宣传。展品四周贴满了标签，在解释展出内容的同时，也进行。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可以说是在解构旧留下的。

两座新博物馆都是机构，并无义务任何人的灵位；这里既没有“遗物”，也不存在“圣地”，更不见对舍生取义的。话虽如此，反战主义并非没有自己的教氛围。一走进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馆大厅，就能看到漫画家手冢治虫所绘的两幅巨型壁画，内容是两只惊慌奔逃的鹤—一只飞离幽暗而的过去，另一只正飞向万丈的未来。用宣传册的话讲，艺术家倾尽全力，想要“生机勃勃的，让所有都能活出精彩的”。

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位于一幢富丽堂皇的现代建筑三楼，中心最后一个展厅呈现了人类依然面临的：核、生态危机和社会危害。耳畔萦绕着新世纪风格的音乐，空灵而飘逸。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阐述自己对和平的见解。一名美国女性表示，战争属于男人，只有女性的治愈力量才能带来和平，因为她们会纺纱织布，培育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