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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一个广东小工厂主的艰难复工之路

比疫情更可怕的,是三角债。

广东随处可见的小工厂(南七道2019年摄)

受疫情影响,最近包括魅KTV吴海、西贝贾国龙、老乡鸡董事长束从轩,都纷纷站出来说经营困难,活不过2-3个月,但实际上,他们的规模并不小,比他们更困难的是小微企业主。他们账上没有千万资金,他们没有微博微信公号,他们也不会发声公关,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老蔡在深圳宝安开了一个工厂,是专门做线材加工,主要用于音响连接线,充电线,耳机连接线等,是个很小的工厂,3-40个员工,一年产值不到一千万。这样的企业在深圳东莞遍地皆是。

疫情,让老蔡这样的小微型企业措手不及。而开工之路,更是遥不可及。

报备:

复工部分申请资料

以目前的形势,防疫成了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疫情之下的复工报备和审核,已经成了一个体力兼脑力的活。

首先是派人去上培训课,“如何开工及准备”。然后要对工厂环境进行消毒和监测。再就递交文书和申请资料:

在深圳宝安,一家工厂要申请开工,首先是面对着海量的表格和文件,包括:

1复工申请备案表

2复工企业疫情防控承诺书

3公司防控小组

4员工体温检查记录

5防护用品发放登记表

6防护用品库存清单

7·1人员流动信息表

7·2流动人员清单

8全厂检查表

9全厂逐级责任书签订

10企业应对疫情预案

11全员复工培训档案

12安全专题班前会

13隔离室

在南山西丽,有的公司接到了街道办复工要求,需要公司为每位员工每天准备一套防护服的,最后发现,不仅企业买不到,连医院都没有了,于是不了了之。甚至还出现了很魔幻的情况:企业要复工,就要提交资料申请,盖公章。但公章在办公室,办公室被封锁了。于是资料没办法提交。但你不提交资料,就没法进入办公室。

“我们没有申请复工,申请也不会通过的。”老蔡的工厂也在深圳宝安,但他知道看了身边的朋友都是白忙一场。首先是审批手续之复杂,审批通过率之低,让很多工厂都放弃了申报。在深圳宝安的一个工厂的行政说,他们已经递交了两次,但都没通过。在深圳南山知名的粤海街道办,有4万多家企业,包括腾讯迅雷等多家上市公司在内,但一天通过只有100家左右。

工人:

即使好不容易,通过了审核,但是工人是个大问题,工厂面临无人生产的窘境。

同样还是政策到了基层,被层层加码和扭曲变形的现状。尽管公安部,发改委多部门有明文规定,不得随意封锁高速公路、县道、乡道。但实际情况就是,现在各个省市县乡,已经被人为的用渣土、围墙、栏杆封锁成了一个个孤岛。人进不去,也出不来。

老蔡的工人来自于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疫情重地湖北姑且不说。湖南慈利等非重点疫情的区域,这些工人想出门务工,最后才发现连乡村都出不去,通往县城的道路已经被彻底切断。这种情况在四川等多地都有发生。老工人出不来,也没有办法补充新工人。

即使部分工人已经回到深圳,也不敢开工。老蔡所在的工业园规定,首先是工人要隔离14天。然后审批后上岗,如果工作期间,发现有一个工人发热,不管是否确诊,那么这个工厂就要停工,所有人隔离14天。如果隔离期间,上下游供应商开工了,而他们还没有解除隔离,那么很有可能,合作方就会更换供应商,因为合作方等不起。

如果是这样,那干脆不开工,继续等待。

供应链:

现在的制造业生产,已经完全是一个供应链、产业链深度合作的生态融合的关系,再小的一个商品,也不可能独立完成了。按照制造业的习惯,考虑到春节假期,一般会在年前,准备15天的生产原料,最多一个月吧,太多仓储就会有太大压力。环环相扣,其中一家开工根本没用,而是需要整个供应链上的多个合作方,大家一起动起来。

老蔡的工厂生产的一根看起来很普通的音响的连接线,包括核心部分的光纤,PVC塑材、金属线、端子开模、胶带、外包装。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一个供应商和小型加工厂。至少需要6家供应商参与,而老蔡自己又只是LG等大品牌的外包产业链中极小的一个环节。即使强大如iPhone,如果是其中一家螺丝钉供应商不开张,那么一部苹果手机其他屏幕等组件都到位了也没用,没法完成最后组装,进入到商品流通环节。

现代的商业合作,让彼此合作越来越紧密,同时对他人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深。而制造业的商品数量,直接影响了电商和外贸业务。中国一咳嗽,世界就感冒,一点也不夸张。做外贸的Ella,主要做欧洲的亚马逊,家庭类的电子产品,但是现在的货,只到2月中旬,现在下单,工厂也无法补货了。只能等待,而这个过程中,她苦心经营的网店的排名和热度都会下降,又会影响到下一阶段的营收。

三角债:

小微制造企业现在的困境,表面上是受疫情影响,但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其实是三角债。三角债是中国制造业的最大顽疾,问题由来已久,深入到产业链每一个环节。这种由台湾人带来的商业模式,已经让国内制造厂商苦不堪言,但无力改变。相互欠款已经变成了一种行业通用规则。在欧美发达国家,一般是现款结算,同时会有法律约束和规定。除了芯片等技术门槛很高的产业,必须付现外。越是门槛低的产业,欠账越严重,恶性循环。

大的生产商找中型工厂代工生产,中型企业拿到订单,先找原材料商赊账,然后再分包给小企业,小企业再分包给微型工厂和家庭作坊,大的生产商收到货再发给销售商和电商平台,一环扣一环。一般收到货之后2-6个月付款。于是形成了人人是债主,人人都欠债的尴尬局面。

很多低端制造企业数量众多,有的时候互相之间为了抢生意,会拼命压价,甚至不惜亏本抢客。这暴露了中国产业结构的问题。当企业面临低利润时,就会挤占流动资金和应付货款,进一步加剧了相互拖欠。而企业产品没有核心技术门槛,导致产品积压,形成采购——生产(含外包)——压价——拖欠——破产。如果其中有一家倒闭,那么它欠别的合作方的债务也无法兑现,于是引发连环破产。生态链上的一系列恶性循环。

中国的工厂的账期,一般是3-6个月。如果是华为这样的大公司下订单,账期60天,你先替华为生产,采购原料和发工资,交货之后,60天再回款,在这之前,所有的资金有企业垫付。华为这样有实力的公司,相对风险较小,但如果是其他公司,风险就很大了。2015年年底,锤子手机代工厂,有4000员工的深圳中天信电子,因为三角债,老板跑路,引发一系列的合作厂商倒闭。

老蔡利润很薄,一年流水千万级别,但除去房租、水电、工资、其他行政开支外,也就是每个月剩个几万块钱利润,即使这个利润也是应收款。年前房租工资奖金,备货,支付部分货款,其实账面现金已经所剩无几,就等着新年来了之后的结算和流水。“餐饮和KTV都是现金流,我们极少能收到现款。大多数工厂的账面现金,如果完全不开工,只够支撑一个月,最多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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