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信息社会的核心生产力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料

《通信世界》对传统制造业而言，应怎样适应新型的“工业4.0”或“互联网+”？

杨培芳：实际上这些概念大同小异，只是侧重点不一样。我认为“互联网+”就是中国版的“工业4.0”。

第三次产业方兴未艾，第四次产业的大潮已经汹涌而来。在今年初春的“”上，“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智能制造”等热词层出迭见。无论是美国的“工业互联网”还是的“工业4.0”都是针对本国特色的战略，那么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4.0”应是怎样的呢？带着疑惑，本刊记者特别专访了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杨培芳教授。

“互联网+”是中国版“工业4.0”《通信世界》今年“”上出现了很多新词，如“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您认为哪个更能代表中国版的“工业4.0”？

《通信世界》您给我们展现了未来信息社会的美好前景，但是若想真正落地，怎样切入最好，还需哪些条件？

生产型服务业将大行其道

信息生产力的发展趋势，不是按照传统工业流程，把每个工人的劳动工具都替换成计算机按钮，而是需要进行整体流程的。它既不是原来的工业，也不是原来的信息业，而是通过外包模式，形成新的产业群，即生产型信息服务业，这就是“互联网+”概念的主要落地形式。

杨培芳：许多人认为传统工业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任务，现在还是应该以发展劳动密集的传统工业为主，互联网作为一种先进工具不一定符合我国工业现状。比如最近还有人报怨中国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太快，担心过早“去工业化”对就业和P造成不良影响。但我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来说明，越是落后产业越需要用先进的生产力加以，而不是让先进生产力去适应落后的产业。

对中国而言，我们既没有那样精细加工能力的制造业优势，也没有美国互联网核心技术的沉淀，但是我们有全世界最多的网民，有非常成功的、在国际名列前茅的互联网企业，如电商平台（阿里巴巴）和社交平台（腾讯）。因此，中国的出应该是发展更多的IASP（互联网应用服务平台），通过互联网应用优势反求核心信息技术。使它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服务，同时带动传统工业和其它传统产业的发展，这才是最能发挥中国优势的道。

《通信世界》在您看来，“互联网+”将对中国产业发展带来哪些变化？

目前，许多自动化工厂都由机械手和机器人进行一线操作，整个车间都可以实现无人化生产。成品出来以后，从包装、入库、到出厂也都是智能工具自动传递和运送，基本看不到人的工作岗位。人在哪里呢？人都在软件车间，而软件车间也许在本厂，也许在另一个城市甚至在另一个国家，或许是在印度，也许是在。为什么美国只有2%~3%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20%的劳动者从事工业生产？就是因为有70%的人员都在做服务：软件即服务，平台即服务，管理即服务，信息即服务，制造即服务。这里的服务主要不是生活服务，而是生产型的服务。

以发展IASP为重要切入点

对话：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杨培芳

杨培芳：对的“工业4.0”，我们要汲取精华、因地制宜。工业时代，是制造业“推动”服务业发展；信息时代，则应该是服务业“拉动”制造业发展。必须形成“应用拉动平台，平台拉动基础设施（管道），基础设施拉动信息设备制造”的传递途径，在信息服务业基础上和提升农业、工业、能源、建筑、运输等各行各业的竞争力。

农业信息化不是用计算机种地，也不是每家每户把镰刀替换成收割机、把耕牛替换成拖拉机就可以的，整个生产流程都要改变。要组建众多拖拉机、收割机租赁服务公司，实现由独占经济到分享经济的转型，才有可能网络化、智能化、精准化的农业道。过去我们喜欢搞大而全、小而全，其实工厂自办运输车队还是工业；现在都由物流公司承包门到门的运输、递送任务，那就是现代服务业。

国际上普遍认为2010年以后，社会进入了信息生产力时代。信息生产力在国际上有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他们具备信息技术领先优势，主张从互联网延伸到工业；二是以为代表的，在互联网领域比较落后，但工业基础雄厚，主张从工业领域向互联网、物联网领域延伸。

杨培芳：马克思说过，“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我们必须看到，社会的经济时代已经从耕牛镰刀时代、机器动力时代，进入了信息网络时代。这个时代的农业还是要生产粮食，工业还是要生产服装、钢铁和水泥，但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方式已经与农业和工业时代大不相同。

传统互联网主要功能是信息交流和信息，解决的是信息透明问题；而“互联网+”的核心是通过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3D打印等技术，打造成为新型信息生产力。这里所说的信息生产力不是信息情报的生产能力，而是深度进入整个生产过程的监测与控制能力，是信息或知识劳动者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信息网络，以及各类数据信息资源，形成的新型社会化的生产能力。它统领现代机械和能源系统，组成整个社会的生产力。

这条能不能走好，最关键一点就是有没有宽松的政策。过去，我们的信息化政策大都是“工程推动型”，经常是将投资作为第一推动力，结果总是重建设轻，重硬件轻软件，重近期政绩轻长效机制，推力一旦撤销，信息化工程就难以持续。我们多年的政策研究发现，提供宽松发展比投资推动更重要，实际上中国的互联网就是在政策盲区中，从羊肠小道一走成了康庄大道。只要政策宽松，鼓励小微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自然会在一些新领域（如健康、教育、生产型服务等）出现新的“马云”、新的“马化腾”。

未来，随着智能制造和各类生产服务平台的发展，大型生产企业将越来越少，小型、微型产业群会越来越多。工业的集中生产、垄断经营特色将被极大消弱，工业劳动者比例也将大幅降低，更多的劳动者将新型服务业，社会生产将呈现“分布关联化”的特征，这是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实这两种模式、两条道很可能殊途同归，只是过程不一样。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我们既不能完全跟随美国模式也不能完全照搬模式。因为一方面我们的传统工业存在两大硬伤——精细加工能力不足和材料提纯能力缺损；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核心技术领域，我们也远不及美国。而“互联网+”的概念，正好可以发挥我国市场大、网民多，可在应用领域进行大众创新的明显优势，完全可以代表信息生产力发展第三种发展模式。

做好传统产业的加减乘除

比如我国农业发展就遇到过究竟是发展小型拖拉机、收割机、小型飞机以适应小农经济，还是走机耕、收割、喷药等专业化服务公司道的问题。我们走了一段弯以后，现在开始明白，我国农业必须放弃传统的独占农机具的生产方式，走分享、契约、服务经济的道。我说过，牛郎自己又养牛又耕地，这是农业；牛郎的儿子造拖拉机，这就分离出来了工业；牛郎的孙子在网上开办拖拉机、收割机和飞机服务公司，这就是服务业。

要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我国制造业需要做好加、减、乘、除法。具体而言，加法，就是在原来基础上加入智能化（即智能制造）和网络化（即生产型服务平台）要素。减法，就是淘汰落后产能，并将某些生产环节剥离外包出去，形成生产型服务业。乘法，是指由独占经济升级为分享经济，分享数据平台和精准制造能力，让它以一当十。除法，就是节能降耗，改善投入产出比例，压缩单位产出的投入强度。最终目的是扩张生产型服务业，精化“智造业”，完成社会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