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现场】三星堆遗址探索未知 八大“祭祀坑”揭示本源

　　三星堆埋藏坑，又称“器物坑”“祭祀坑”，是中国乃至于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南部，当地砖厂取土发现了两个装有象牙、玉石、青铜、黄金等材质器物的埋藏坑（编号为一、二号坑），轰动了海内外的学术界。2018-2019年，在先前发现两个埋藏坑之间的位置，又陆续发现了6个类似的埋藏坑（编号为三至八号），一度沉寂的三星堆遗址又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随着新发现埋藏坑考古发掘工作的持续进行，考古工作开始最晚、规模也最大的八号坑也清理完全部的象牙层，露出了其下青铜器等器物。随着新发现三星堆埋藏坑一些典型器物被媒体逐渐披露，掩盖在三星堆埋藏坑上的神秘面纱开始揭开，三星堆埋藏坑逐渐露出了其庐山真面目。

　　随着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推进，不少“国之重器”重见天日，一次又一次地震惊天下，强烈吸引着世人的目光。近期随着央视三星堆考古现场连续三天的直播，也再次在全国掀起了新的一波三星堆热潮。

　　那么，这次所出土的器物中又有哪些新的面孔？又是从哪些侧面反映出三星堆文化的特质及其与中华上古文明之间的联系呢？笔者拟结合自己参加现场直播的观感，对其中几件重量级的国宝略作点评。

　　三星堆人群充分利用强大的对外贸易交流网络，采用最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最高品级的物品强化和维持神权统治，此时的世俗权力还需隐匿于神权体系之下，王权与神权紧密结合。虽然三星堆人群因此维持了社会稳定，但这是在以最极端的方式消耗生产力，自然也就不具有可持续的特点。随着三星堆祭祀区多座器物坑的埋藏，三星堆遗址衰落，金沙遗址成为成都平原的文明中心。金沙遗址发展的兴盛时期，神权色彩依旧较为浓厚，但是世俗权力却逐渐抬头，开启了向晚期巴蜀社会演进的历程。

　　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项目考古工作计划（2021—2025）的批复》（文物保函〔2021〕277号），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为抓好项目实施，配合推进“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联合国内39家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以及科技公司共同开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以及新发现六座“祭祀坑”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等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区域考古工作已经持续近2年，最近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6月14—16日连续3天对其进行报道。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造像，展现出三星堆文化善于立体艺术形象创意。8号坑出土的这件神坛可视为三星堆文化青铜立体艺术形象创意典型代表。这种艺术风格不见于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后继文化，但更晚一些的云南地区青铜器却擅长这种艺术风格。

　　笔者推测“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反映了巫仪的场景：巫觋头戴面具以体现超凡性；着云雷纹裙（表现对商文化纹饰的推崇）；手撑罍盖（罍置于方座之上）身体曲腰倒立，表现了其非凡的能力；头顶觚形尊表现了献祭的情景；而并融入了虎、鸟的部分特征，表现了巫觋占有了虎、鸟的能力以沟通人神的状态。

　　三星堆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代表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出土文物种类丰富，除了展现日常生活面貌的陶器、石质工具之外，还包括铜器、金器、玉器、象牙、丝绸等品级较高的遗物，构成了三星堆文明的核心内容，且主要见于八个特殊的“祭祀坑”之中。其中丝绸是三星堆遗址最新发现的一类物品，尤为引人瞩目。

　　此次众多考古学家纷纷出来向公众解读三星堆。尽管完全由考古学构建的故事向公众讲明白并不容易，但由出土文物引发的公众热潮已经使得很多人愿意去听、去听懂这些故事。在当前获得资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和娱乐化，而公众对三星堆的好奇心又渴望得到满足的情势下，如果考古学界不去发声，不去正本清源，势必会被其他势力带偏。我们看到在网上，很多人已经明白三星堆的文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三星堆文化的来源和去向已经基本明确，其所代表的古蜀文明更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次中国考古学界可以说是积极自发地履行他们的社会义务。

　　步入新时代，考古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发展契机，三星堆祭祀坑考古新发现不断涌现，为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作出了积极贡献。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深入展开，还将会有接连不断、令人耳目一新的考古新发现呈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