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女人和词语——谈波小说印象 林舟

　　谈波笔下的故事都发生在大连，这是他生活的城市。城市对小说家而言不仅是背景，而且是角色——小说家笔下所有的故事和所有的角色的叠合，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性格。就像我们从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感知到的都柏林，从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中感知到的特尼利达首府……

　　这些年来，我们的每一个城市都在比拼GDP、消费能力、人均收入、高档住宅、创意社区、文化地标、人口总量、数字化、智能化……像一件件华丽无比的衣衫，还要配上各种名号与头衔，譬如从“度娘”那里我们知道：“大连，别称滨城、浪漫之都、辽宁省辖地级市、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特大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北方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港口及风景旅游城市，辽宁沿海经济带中心城市。”但是，谈波把我们带到不一样的大连。

　　准确地说，是谈波的小说带我们进入大连的方式不一样。譬如《大连彪子》中的一段：“从炮台山山顶走下樱花街，快到坡底小桥处，马路的右边，伫立着一栋旧式四层红砖楼。它夹在高大的新建筑之间，显得矮小又寒碜，差点儿给挤下道牙子，当年它可是战备街道的摩天大厦，比甘百和育忠小学都高出一层。”城市的今昔明快地勾勒出来，更重要的是，悲欢往事和即将发生的一切，就从这里慢慢延展开来，最后又回到炮台山的防空洞。

　　谈波的小说探索着城市的角角落落，或许是从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开始，譬如有人正在等换班的车间；或是小酒馆或地边摊，有可能是老友重逢一起追怀过去的日子，也有可能是在谈生意，话又不投机，撞上黑道，免不了一番血腥；或是一辆没多少人坐着的公交车，兄弟俩争辩着别人听不大明白的家常；或是一个失业的人投奔发达的兄弟，出租车上的司机竟是曾犯死罪入狱的故人；或是把我们带到雾大得什么也看不见的海边，催生出普通人的一段奇幻遭遇……我们看到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来到马路边看老人下棋，我们撞上几个街头小混混的霸凌和报复，我们遇到一个出租车司机一路滔滔不绝讲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凶杀故事……

　　这些故事里的打架斗殴，鸡鸣狗盗，之欢，阴谋与罪恶，热血辛酸，无聊无常，是在写大连这座城市的底层，但如果说这是为了写出被忽略的人生，写出被遮蔽的，谈波自己恐怕不会同意，因为谈波的小说不是社会调查和纪实报告，不做社会诊断，也没有显示引起疗救之意。这些故事确实颇多边缘社会、亚文化的味道，与城市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既疏离又依附，是异己的他者和相反的存在，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图景不可或缺的色调、光影和质料，在我看来，谈波的兴趣不在于反映这些，而在于将那些似乎摆不上桌面的事情，变成玩味这座城市的游戏。我们从这些游戏中感受到的残酷与伤感，“性”致勃勃，欢快与幽默，是属于谈波小说的气息，也属于大连的精神质地。

　　读谈波的这些故事，让人想起本雅明说的，“小说是将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但那些“不可言诠和交流”的东西，至少在谈波这里并不是来自深不可测神奇邈远之地，而是来自非常世俗的人间烟火，因此让人感到亲切和温暖，读着读着，有时会放声大笑，有时也会不禁流泪。能够大笑，就能积极地去生活；能够流泪，便说明还不那么虚无。这大概因为小说传递着“生命深刻的困惑”（也是本雅明的话），它当然不仅属于大连，只是谈波的小说让它们在大连发生。

　　“生命深刻的困惑”一定与女性有关，就像没有女人的城市肯定无法存在。谈波小说里的女体上总是显得被动。《大连彪子》中，即便是爽朗热情、主动大方的高志红，在就要离开大连去国外的时候，也以一种貌似玩笑的方式对“我”和杨明说：“挽留我吧，你俩谁说一句不走了，我就不走了。”玩笑之中流露出的是她无法把握自己人生的心理。《保尔》中李亚萍的命运也牢牢地被保尔和黑狼之间的对抗所牵引，尽管她在昔日的情人保尔死而复活似的出现时，非常明确地表示黑狼对她再好也永远不可能与她对保尔的感情相比，并决定带着女儿与保尔一走了之，越快越好，但最终还是因为保尔被杀而仍然留在原地。还有如《四个小混混》中，那个无所畏惧，喜欢记日记，对生活充满热情，单纯得像她的名字一样的女孩金辉，却无法抵御加之于她的残忍暴力。《两场大雾》中“我”讲述的女孩和“你”讲述的女孩，似乎有所不同，奔放而热烈，勾人的眼神，明亮的笑声，年轻的身体布满反叛的神经，充满的活力，但是她们都或远或近地与现实疏离，意外的死亡和岁月的流逝（另一种意义上的死亡）将她们交给了一个男性讲述者的记忆或梦幻。谈波小说中的另一种女性，则完全是对象化的存在，《我们一起当作家》中的明明，在“我”的话语之中呈现为纵欲的存在，一如《四个小混混》中离婚的女在混混们意淫中被型构为的化身。

　　如此来看，谈波笔下的女性很容易成为女权主义批评的标靶，她们被动，被言说，被遮蔽。显然，一个男性叙述者主导的叙事，无法摆脱从女权主义视角的批判，但是简单的“主义”对标，无助于我们对小说的理解。在我看来，谈波笔下的女人们，在小说叙事的深层结构上有着突出的重要性：不管她们是主角还是配角，是情感的力量还是的对象，她们都处于小说在归来和失去、生机和死亡、温情和暴力的交汇点上。这令人想起蒙克的一幅画：血红色的边框里流动的蝌蚪般的精子，绵延环绕如锁链，画面的背景是间杂着蓝色的黑色波纹，左下角是一个在母腹中的骷髅般的胎儿；所有这些被居于画面中央的裸女连接起来，有如一束光照亮周遭，她表情看起来放荡而骄傲，身体曲线柔软却勾勒出不羁之形。于是，整个画面在柔情和恐惧，哀叹和战栗，生命与死亡的矛盾中传递出击撞人心的紧张。

　　如此女性不仅被赋予中介的功能，连接故事世界的所有力量，而且将其所有的可能性弥散于她们所连接的世界。就像《保尔》中借“我”之口说的：“那间她刚刚待过的房间还保留着浓厚的爱情气息，在这个感情稀薄的城市，万分珍贵地保持着浓度”。不只是爱情，还有恐惧、忧伤、纵欲……女人的气息酿造着一座城市的气息。

　　跟城市密切相关的不仅是女人，还有词语。词语的使用，关乎对语言的理解和态度。前不久，出现过某地检察机关责令《新华字典》下架，理由是其中有低俗化内容，譬如“玩弄女性”。虽然这事根本上就是一个笑话，但确也反映了某种对待语言的洁癖心态，它不愿意承认世界上有大便存在，用米兰·昆德拉的说法是“媚俗”，也是创造“美丽新世界”神话的美学通则。谈波的小说语言，无疑是对这种心态和美学的。

　　《大连彪子》花了六七百字来解释和阐发“彪子”这个词，这在吝惜笔墨的谈波可谓破例之举，这里摘一小段：它“内涵丰富，用途广泛，而且意味深远，骂街恋爱都少不了它。它响亮、痛快、过瘾、解恨，能发泄无以名状的情绪，表达极难言传的心意。大连城市历史短暂，正在建立自己的传统，流行词汇频繁更迭，只有彪子经久不衰，愈磨愈利。”在谈波的小说中，都显示着这样的语言观：能够确切地传达残酷、粗鄙、恶俗、善良、脆弱、无聊等等难以名状之物的，往往是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口语，包括通常会被书面语回避的“污言秽语”。在词语的使用上，谈波的小说不避俚俗，大连本地人读或许会感到更亲切，而对外地人来说，这些陌生的词语冲击带来的不只是异域色彩，而更是沟通和共情。这其中拿捏的困难可想而知，理想的状态大概在于，保留原始的经验形态而又干净纯粹，呈现为直指事象的“童言”无忌。

　　如果说小说是由词语到整个言语的活动过程，那么，《我们一起当作家》可以视为对这一活动的夸张变形的表现，在口语的喧哗声中，伪饰的、矫揉造作的、掏空了内涵的语言行为，指向了对某种写作的否定、反讽、嘲弄。这里面有着无意义感的焦虑，隐含着真实经验的困惑。当生命以和肌肉的机制牵引，没有信念的生活以执念和本能的形态支撑，将它们说出来，形诸语言，或许是一种拯救，哪怕这拯救只是在想象中完成，也呈现了一种可能。

　　作者：林舟，文学批评家，苏州大学教授。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花城》杂志开设专栏，对新时期以来重要的先锋作家进行访谈，著有《生命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