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和他的京派师友们

汪曾祺和他的京派师友们living room 汪曾祺在抗战烽火中，辗转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他是奔着沈从文去的。果然，在沈从文的习作课上，他得到沈老师的教诲颇多，是沈老师的得意门生。沈从文向郑振铎、李健吾等文学名家推

汪曾祺在抗战烽火中，辗转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他是奔着沈从文去的。果然，在沈从文的习作课上，他得到沈老师的教诲颇多，是沈老师的得意门生。沈从文向郑振铎、李健吾等文学名家推荐学生的习作，盛赞汪曾祺比自己写得还要好。而汪曾祺难忘的是，沈老师曾批评他的小说人物对话，像两个聪明的脑瓜在打架，炫才华，不够生活化。他后来就比较注重雅俗共赏，把一身才华挥洒得让广大读者喜闻乐见。

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是终生的。“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汪曾祺写沈老师的诗句，其实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他老师“玩物”，坛坛罐罐，旧纸绣片，后半生“玩”成了文物专家；他自己呢，小说里简直有一座汪曾祺的“百工坊”：戴车匠、锡匠、铜匠、鸡鸭名家……五行八作，一岁货声，令人想到《核舟记》《口技》、甚至《本草纲目》《天工开物》中洋溢的那种意趣。

而影响最深的，当然是对文学的态度。汪曾祺一再写到沈老师写作时那一股蛮劲、狠劲，经常写到流鼻血；当汪曾祺毕业后找不到职业、消沉自毁时，沈老师写信把他大骂一顿：“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他们师徒二人生命所系在一支笔啊。只是，沈老师后半生寄情文物，文学的笔搁下了，而汪曾祺则迎来他文学事业的第二春，大多数读者知道他，都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淖记事》《受戒》开始的，而其实，40年代，他已跃上文坛，引起那时的文学青年黄裳等人的关注了，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就是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所以，“著书老去为抒情”也是汪曾祺的自况。沈老师搁下了笔，影响还在，汪曾祺说，写《受戒》里的小英子、小明子的时候，他心上是有沈老师《边城》等作品中翠翠、三三们的影子的。

老师的影响，还包括老师周围的朋友们的影响，比如杨振声、张奚若、金岳霖、朱光潜诸先生，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汪曾祺曾写道：“他们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无朋党色彩，也无酒食征逐。清茶一杯，闲谈片刻。”

汪曾祺很钦佩林徽因三十年代写小说就熟练运用意识流技巧，而且用得非常自然——这一点，诗人卞之琳也很有同感，1980年代即撰文《窗子内外：忆林徽因》，有细致的品评。那时，文坛几乎遗忘了林徽因。林徽因热，还要好多年后。汪曾祺赋诗有句:“沙龙卧病犹高咏，鼓瑟湘灵曲未终。”盛赞林徽因“鼓瑟湘灵”般的“高咏”，遗憾其因病早逝“曲未终”。汪曾祺会遗憾“吾生也晚”吧，没赶上跟随沈老师出入林徽因的客厅，未曾领略貌美如花而又惊才艳艳的林徽因滔滔不绝的高论妙论；好在林徽因写给沈二哥的信还在，汪曾祺当能领略那一辈师友间的风雅与高谊。在信中，林徽因与沈从文交流着彼此正经历的情感苦恼，分析精神生活与人性种种，劝慰着又鼓励着，那么真率细致，热情而又理性，汪曾祺与读者们一样，真可以“见字如面”了。

卞之琳比汪曾祺大10岁，30年代初已是林徽因座上客中最年轻的一位，这一方面因为两人都写诗，彼此欣赏，还有一个原因，卞之琳是徐志摩的学生，是得意门生——徐志摩安排新月书店出他的诗集，因飞机失事而告吹。因此卞之琳尊林徽因为长者，虽然他只比林徽因小6岁。直到林徽因去世，他们之间一直保持了诚挚的友情。林徽因热情爽直有时锋利的谈吐、大方风度，令性格有些拘谨的卞之琳很放松也很惬意。

汪曾祺与卞之琳，似无直接交集，虽然他们后半生都居住在北京。但卞之琳与沈从文是多年的老友，沈从文逝世，《人民日报》《文汇报》都来请他写纪念文章，可见其关系密切，人所共知；而卞之琳追求张充和，虽没成功，诗文中却处处秘藏着美丽倩影，汪曾祺也不会不晓得，只是不会写出来——这一点，汪曾祺比较“老派”的。但卞之琳与汪曾祺都推崇废名，都写在文章里了。

废名毕业于北大，1920年代成名，他相貌高古，其文如其人，即便写小儿女情态的小说，那片竹林、桃花后面总隐约掩映着五祖寺，由青春而入禅意，味道有些缥缈；《莫须有先生传》更为奇崛，他写得煞有介事，读者也看得惊异有趣。废名本名“冯文炳”、改名“废名”到小说人物取名“莫须有”，他似乎执意要藏匿在历史深处。但汪曾祺念着他，说自己受过他的影响，写旧体诗赞废名，“禅心寂寂似童心”“谁识清诗满竹林”之句，可谓知语；晚年应邀为废名作品集写序，敬仰之情满溢文字之间。而卞之琳，也非常欣赏废名，1980年代初也为废名的选集写过序，和汪曾祺一样，都说自己不够格——那时废名已死去近20年了。

废名写小说的名气大，但他的诗更奇妙，卞之琳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起句的那首《断章》，几乎尽人皆知，废名的诗似乎还没有“出圈”，只是文学圈里人和读到其诗的人会一见倾心、激赏。不妨让两人的诗PK一下：

《栽花》

废名

我梦见我跑到地狱之门栽一朵花，

回到人间来看是一盏鬼火。

《街头》

废名

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驰过，

乃有邮筒寂寞。

邮筒PO

乃记不起汽车的号码X,

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

汽车寂寞，

大街寂寞，

人类寂寞。

《鱼化石》

卞之琳

我要有你怀抱的形状，

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线条。

你真像镜子一样地爱我呢。

你我都远了乃有鱼化石。

两人的诗，很是奇妙，中西古今之味，勾兑比例，同与不同，值得细细品鉴。

诗人卞之琳轻易不写小说，一旦出手，便也如其诗一般远山含黛、云锁烟埋、却道天凉好个秋。卞之琳是作家，也是翻译家，学者，文学品味颇高。他的好友，他们汉园三诗人的另一位——何其芳，后来也是文学评论家。三十年代，卞之琳与何其芳曾在废名北平的家中住过几天，那时废名南回省亲，安排老仆人接待他们，卞之琳自承是废名的小友，说废名虽然私下喜欢谈禅论道，但人情味十足。

何其芳的成名作《画梦录》，“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檐雨、星光、扇上的烟云、独语的少年、梦中的道路……一度也融入汪曾祺的少年梦想中吧？虽然后来两人没有什么交往记录，汪曾祺却有诗赞曰：“鼙鼓声声动汉园，书生掷笔赴烽烟。何期何逊竟垂老，留得人间画梦篇。”

抗战改变了多少人的道路啊！写小清新诗文的何其芳，其散文集《画梦录》与曹禺名剧《日出》一起获得《大公报》文艺奖，评委是朱自清、叶圣陶、杨振声、朱光潜、巴金、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等文坛名家。那是1936年，全面抗战前一年的文坛盛事。其后，何其芳去延安鲁艺，成为党的文艺工作者，1940年代到重庆传达《讲话》，是胡风等在国统区的作家们眼中的延安来的“大员”，新中国成立后任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但其一生始终保有汪曾祺诗中所言的“书生”气质。

上述这些人，沈老师及沈老师的朋友圈，对汪曾祺的文学生涯、文学态度及理念都有影响，汪曾祺何以成为汪曾祺，似可从中领悟一二。师友们彼此间或隐或显的影响脉络，如文章中的伏笔，穿越时代与个人命运，也像诗词中的“互文”，彼此注释、补充，声气相通，又和而不同，但彼此欣赏。这些人，后来大体上被文学史家归为“京派”。

说起来，1930年代文坛上曾有“京派”“海派”之议，包括鲁迅在内许多文人都写有文章。但仅就文学品质而言的京派，其实从二十年代已有流风一脉。

作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要在多少年后才看得清。汪曾祺对自己的文学成就是有期许的，也有自信——有时喝点儿酒，在家里对儿女“狂”一下：你们对我好点儿，我肯定是要进文学史的。文学史家严家炎写流派文学史，把他看作“最后的京派”，他说：可以吧。但他心中还有惶惑。他似乎只想作为受过重要作家影响的较次要作家，把自己放在文学史中讲沈从文那一章就可以了。

后来学者吴福辉编《京派作品选》，收入他的作品，并在前言把京派”论定”，汪曾祺读了《前言》，才“对京派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有了一个清晰的理解”，才肯定“京派”确实是一个派，欣然认可自己是这一派。后来他在文章中还特意区别“京派”并不是“京味儿”。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写了一组旧体诗，共5首，写了5个作家：废名、林徽因、沈从文、何其芳，还有周作人。周作人在抗战中附逆落水，如汪曾祺所评：“千秋谁恕钱谦益”，但他前半生与其兄鲁迅却是五四文坛引领风尚的人物。周作人1920年代就特别推崇废名，废名每有著述出版，周作人几乎都为之写序宣播；即便1960年代可谓落魄了，日记中还记下出街购买一本废名的作品，可见其始终关注。汪曾祺诗中加入周作人，应该是明了其文学趣味对京派作家的影响吧。

汪曾祺给吴福辉的信中写道：“这些作家虽然并无组织上的联系，有一些甚至彼此之间从未谋面，但他们在写作态度上和艺术追求上确有共同的东西。”

京派文人一般都有学问，作品雅正隽永，大都是阳春白雪的纯文学，耐人寻味，也经得住时间流转、时代的变换，魅力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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