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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中国自己的自然科学流派

创建中国自己的自然科学流派

  科学流派,无论是在推动人文社会科学还是在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方面,都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科学流派就是科学存在、继承和发展的一种必然形式。比如古希腊时期盛行的各种自然哲学流派,创造了人类最优秀的科学文化遗产。我国春秋时期形成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文化大繁荣,也得益于学派林立。近现代科学史上学术派别层出不穷,比如发生在17世纪的地质学两大学派水成说与火成说之争,最后演化为灾变说与渐变说之争,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学说之间的争鸣,才造就了这段地质学上的“英雄时代”。

  经过近代科学启蒙,科学研究的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学派逐渐依附于某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或者学术团体。比如导致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的哥本哈根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玻尔,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求学期间,玻尔耳濡目染了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优良传统,深切感受到卡文迪许实验室优良的学派传统、团队合作和学术自由等科学精神的影响。对于玻尔来说,这无疑是一笔无形的精神财富,要知道,卢瑟福这位担任过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的大科学家,不仅自己是诺贝尔奖得主,在他的团队里还培养出了包括玻尔在内的1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很显然,取得这样的成就一定有其内在的必然因素,这就是卢瑟福比他的前任们更加出色地发扬光大了卡文迪许实验室独特的学派文化和科学精神。在这种只有通过身临其境的切身感受才能领悟其精神内涵的学派感召力和凝聚力的影响下,玻尔很快也成了一代青年物理学家心仪的导师。一时间,“到哥本哈根去,向玻尔教授学习”成了世界各地青年科学才俊的口头禅。在玻尔的激励下,十几个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在20~30岁左右就脱颖而出了。

  同玻尔同辈的其他物理学家也得益于哥本哈根学派,量子力学的创生与兴起与哥本哈根学派是分不开的,基本粒子物理学则是在哥本哈根学派理论支援下展开的,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学说也是在同玻尔的争论中发展的。

  由玻尔领导的哥本哈根学派展现了一个典型的科学学派的众多特点:拥有一个魅力型科学权威,把握主流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活跃的青年科学家群体,高度自由、自主和独立的科研探索文化,宽容失败和争鸣,鼓励冒险的科研精神。

  除了以上特征之外,一个学派相对持久的发展必然凝结成精神内核。人们对哥本哈根精神的理解是,“完全自由的判断与讨论的美德”;“高度的智力追求,大胆的涉险精神,深奥的研究内容与快乐的乐天主义的混合物”;“玻尔给人的鼓舞和指导,与他周围年轻物理学家的天才和个人才干的协同一致,一种领导与群众之间的互补性”;“由于他的洞察力和鼓舞力量,玻尔点燃了想象的火炬,并让他周围人们的聪明才智充分地发挥出来”。这些都成了哥本哈根学派经久不衰的秘诀所在。

  令人欣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确立了自然科学基金和重点实验室制度,目的是培植和发展我国自己独立的自然科学学派。在这些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科学研究事业在促成自身学派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当然,同先进国家相比,我们的自然科学学派建设才刚刚起步,无论是从科学界内部,还是从社会外部环境来看都缺乏良好的创建氛围。因为我们的研究机构大都仍是绝对的行政主导,科研评价过于划一,科研管理仍存在严重违背科研规律和科研精神等现象,科研机构自身或者著名科学家本人仍不享有足够的自主权。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我国自然科学流派的发展壮大。

  从形式看,我们已经搭起了培植自然科学流派的架构,像已经实施多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制度等。然而自然科学流派的建设,不是硬件堆积出来的,也不是行政主导一厢情愿的事情,而要看如何充分发挥科学家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团队的集体创造力。首先要有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学科带头人,以及一支善于合作竞争的科学家队伍;其次是营造有利于学术流派传承的科研文化;最后还要有科学精神的凝练和科学思想的融汇,以及学术自由和科研独立。一言以蔽之,我国科学流派的传承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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