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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创新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

以科技创新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

  作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陈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 尹西明;众安保险金融科技研究院秘书长 樊旼旼

  金融市场特征、竞争格局以及商业模式等均将被数字技术驱动的金融科技重新定义与解析。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着颠覆性技术、数据治理、数字鸿沟、隐私伦理、技术性失业和交叉性金融风险等多重挑战。

  金融行业亟须对未来技术前景做分析、预测和针对性的超前布局,架构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基于全局观的金融行业发展理念,从而制定更为科学而全面的金融科技创新政策,主动应对金融行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如何加强金融和科技的深度融合,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的使命与效能?这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一个重要命题。

  2019年8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银发〔2019〕209号)(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了未来三年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大势、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是“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要探索,对加快推进新时代金融高质量发展、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从创新驱动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角度来看,实现《规划》的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的关键,是要抓住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机遇,将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与金融科技发展相结合,加快完善金融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加速推进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及其引发的全球新一轮产业和竞争格局重构是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大背景,而科技创新赋能金融转型,既是全球性的挑战,更是中国创新崛起的重大机遇。

  自世界与互联网接驳以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逐渐突破传统信息产业的范畴,成为支撑和驱动各个行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基础设施。世界范围内,各大主要经济体,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组织均已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助力数字经济发展。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大数据(2018年)》,数字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占比正逐年提升,其中2017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已达32.9%。此次宏观层面上经济社会的深度数字化转型与革新,其影响范围的广度及深度之大可比拟历次工业,必将对中观以及微观层面带来深刻且持久的影响。

  对于金融行业而言,金融市场特征、竞争格局以及商业模式等均将被数字技术驱动的“金融科技”重新定义与解析。同时,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着颠覆性技术、数据治理、数字鸿沟、隐私伦理、技术性失业和交叉性金融风险等多重挑战。金融行业亟须对未来技术前景做分析、预测和针对性的超前布局,架构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基于全局观的金融行业发展理念,从而制定更为科学而全面的金融科技创新政策,主动应对金融行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这对我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现代金融体系、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和国际金融体系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加快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步伐,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是与此同时,金融行业的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还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正如《规划》所指出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金融科技战略部署与安全应用,已成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内在需要和重要选择。

  以金融高质量发展为战略支点,对建设现代经济体系、赋能实体经济、助力中小企业创新、实现精准高效脱贫、促进城乡和区域平衡充分发展等多个新时代重要任务具有重要实践价值,也对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借助5G等新兴颠覆性技术实现创新、引领发展和构筑全球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不同于以往商业模式驱动的金融创新,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旨在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等,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金融科技创新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实践与金融服务深度整合的体现。以5G网络为底层通信基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其他新兴颠覆性技术与金融业务的深度融合,能够促进金融产品设计、经营模式、业务流程、服务质量的持续优化和创新,进而为金融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金融科技创新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力,也是金融产业结构性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对金融监管质量、风险识别防御和处置能力、效率提升带来的巨大优势,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金融科技作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地,在《规划》中体现为四“新”,也即:推动金融转型升级的新引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途径,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机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新利器。在金融行业发展和服务实践中,金融科技的“新”主要体现在四个具体方面。首先是全新的生产力,人机融合特征和趋势方兴未艾,在银行、保险和证券领域,人机融合服务的占比快速提升,极大地提升了人工的效率和效能。其次是全新展业模式,金融产品从单一产品到综合服务、场景化应用的发展特征十分明显,金融产品不仅仅是一份金融服务的契约书,而是基于金融需求的综合性、场景化服务。第三是全新的用户体验,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以虚拟个人助理为代表的智能营销、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个性化金融服务模式,正在或即将大幅改变乃至颠覆传统的自上而下、大水漫灌式的金融营销和服务模式,为用户带来便捷、安全、高效和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体验。第四是全新的普惠金融效能,金融科技通过精准识别、精准服务,能够有效降低普惠金融的服务门槛和成本,兼顾普惠金融的广度、深度、安全性和效益,最大化利用普惠金融的激励相容机制来推动普惠金融赋能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回顾此前金融展业模式的发展,从2G时代以线下实体网点作为金融服务的核心部署,到3G时代以线G时代以APP形式触达用户并提供场景化、生态化的综合业务,可以看出金融展业模式与通信网络的迭代升级密切相关。5G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安全审慎与合理应用,将极大地促进金融创新,减少信息不对称、信息壁垒、信息孤岛等因素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降低监管时滞、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巩固金融系统稳定性,提升金融服务效能。对国际金融竞争而言,5G技术在中国金融领域的快速高质量应用,将对以英美为首的金融科技创新力量形成制衡,一方面有助于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科技协同生态的构建与治理,另一方面有助于形成由中国引领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生态系统。

  中国虽然坐拥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产业也发生了性和根本性的进步,但是由于现代金融体系建设起步较晚,金融科技发展自东向西呈现出不平衡不充分的阶梯型发展特征,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亟待提升;产业基础仍然相对薄弱,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各类市场主体在科技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人才队伍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发展相对失衡,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科技企业较少。此外,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系统性的超前研发布局尤其匮乏,金融科技应用体系、创新管理制度和法律体系亟待健全,与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亟待健全和完善。

  建设和完善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生态系统、迈向全球领先的关键也在于战略引领。战略引领的关键在于从中长期全球和国家发展的趋势和战略机遇着手,加强顶层设计,在充分研究和遵循金融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将市场配置金融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政府科学引导的作用有机整合,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一方面精准和动态把握金融科技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强化统筹规划、体制机制改革、人才队伍建设和法律制度环境建设,为金融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提供持续保障。

  战略引领的一个国际经验借鉴就是英国于2018年联合澳大利亚、新加坡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机构倡议的全球金融网络创新计划(GFIN),该计划依托“全球沙盒(Global Sandbox)”这一核心概念,旨在通过超前布局,提供一个“缩小版”的真实市场和“宽松版”的监管环境,在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前提下,鼓励金融科技初创企业对创新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和交付机制进行大胆操作。该倡议的提出将促进英国金融科技企业在英联邦国家,甚至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有序、规范的技术资源整合,促进该国金融行业转型升级,并有望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技术创新的价值转化。

  对此,需要强化和应用整合式创新思维,实现金融科技创新区域和全球生态的共治共享共赢。具体而言,通过金融科技创新加快金融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但要加快构建和完善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强化金融科技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要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金融科技创新生态治理。一方面要深化与其他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联系与沟通,促进金融科技创新多层次、度、多领域的平等磋商与合作,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共同完善全球金融科技治理体系;另一方面也要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生态与区域性和全球性金融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联动和整合,通过双边和多边务实合作,输出我国金融科技创新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标准和新思想。

  金融科技是全球性的挑战,更是建设新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重大机遇,必然离不开全球化的协同治理与整合突破。虽然当今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制约因素较多,但全球化和多极化仍然是主导趋势,自我封闭没有出路,开放合作才是人间正道。中国需要主动顺势而为,应用东方文明中的整体观、系统观与和谐思想,抓住金融科技带来的全球金融秩序重构机遇,加强战略引领,将自主创新与扩大开放相结合,加快完善和提升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整体效能。这不但能够加速推进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赋能实体经济和创新型国家建设,还能够提升中国金融产业在国际金融科技创新生态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为实现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电力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是能源转型的关键领域,电力行业实现结构性转型是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今后五年对于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难在哪里”“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是我国特有的形式,具有与西式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实施,能够有效匹配东西部优势资源、扩展东西部产业合作、推进东西部发展机会均等化,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抓住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整体性问题的方法,才能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诸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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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刘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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