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全民狙击战

　　高海（化名）下意识地掏出烟，准备点上。突然他想到什么，于是只用鼻子嗅嗅，又原样把烟放了回去。他怕同事看到他可笑的举动，回顾左右，讪讪地搔了搔头。

　　和高海一样，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相关人士实名站了出来，近3000封有着共同意愿的邮件纷至沓来，反对“中式卷烟”获奖。

　　高海是个老烟民。香烟，伴随着他走过自己的中学，大学，博士。现在，他已经是中科院某研究所的助研。“短时间没有戒烟的打算”，高海说。

　　在他眼中，“中式卷烟”入选国家科技奖是个冷笑话，“虽然我抽烟，但从不在公共场合抽，吸烟有害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一项诱导更多人抽烟的项目入选国家科技奖，导向无疑有问题。”

　　从最初的30名两院院士联名致信《中国科学报》反对“中式卷烟”入围国家科技进步奖开始，短短半个多月，上至院士、知名科学家，下至研究生、本科生，一场狙击战打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梁晓峰致信科学网，感谢网站发起此次征名活动。

　　十一届全国代表、宝钢研究院自动化所所长杜斌给科学网的来信更是旗帜鲜明：“支持大家关于禁止任何烟草相关的技术申报国家及各级政府的科技进步奖的建议，同时呼吁烟草院士辞去院士头衔，为社会戒烟作新贡献。”

　　更有很多学者以个人的经历撰文，诉说着对“烟草获奖”的抵触。来自澳洲的喻海良以一篇《床边传来父亲的咳嗽声》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喻海良的父亲是中国朴实农民的典型代表。自记事起，父亲就在抽烟，他从小就排斥为父亲买烟。10多岁时，喻海良也曾偷偷学抽烟，盼望当“男人”。母亲大打出手，小孩子就以父亲抽烟相抗辩。

　　随着喻海良父亲年岁的增加，吸烟量也越来越大，一抽烟，就不停地咳嗽，也越来越舍不得吸价格贵的烟。尤其村里种旱烟有农业补贴后，他拿出两亩地不种水稻，专种旱烟。吸食自己田里没有经过处理的旱烟，咳嗽愈加严重。

　　“父亲，这个时候在做什么呢？我想，他肯定正抽着香烟，想着我在写什么。”在文章最后，喻海良倾诉着自己的无奈。

　　同样旅居国外，英国University of Exeter博士后闫春泽也坚决卷烟技术入选科技奖。他的父亲年轻时就开始吸烟，50多岁就患肺气肿去世。“子欲养而亲不在。不能行孝，是我永远的痛。”

　　王好是昆士兰科技大学国际空气质量与健康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他的工作是研究大气细粒子与呼吸道健康，他深深地了解吸烟对健康的危害。

　　他发现在澳洲，除了通过电视、网络和书籍铺天盖地的宣传“吸烟有害健康”外，政府还规定所有销售的香烟品牌必须使用相同的外包装，上面只允许印刷大面积的广告来宣传吸烟的危害。

　　因此，他希望科学网能把他的意见带给有关部门，让国家在减少吸烟人数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保护国人的身体健康。

　　有人认为烟草产业拉动了国家经济。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公共卫生信息首席专家金水高却认为，从很多方面讲，烟草都有害无益。

　　在信中，他讲述了自己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主持过的“中国烟草使用经济损失的研究”：从导致的死亡、寿命损失以及损失的劳动力等方面估算，发现烟草使用得不偿失。

　　不仅专业人士从各自的角度阐述见解，烟草从业者也有话讲。四川绵阳卷烟厂的说，作为一名烟草行业从业人员，他感到国家多年来根本没有真正开展禁烟活动，反而还想尽各种办法和手段大力提高卷烟产量，尽可能多的向中国消费者推销卷烟。因此，“虽然在烟厂工作，但我坚决支持禁烟”。

　　李兴旺是甘肃省会宁县党岘中学的语文教师。在这个“红色县城”的中学，李兴旺是个名人：不仅业务好，还颇具才情。

　　2009年~2010年，这个西北汉子牵头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完成了一项甘肃省课题“中学生吸烟问题与无烟校园建设研究”。看到科学网的签名，他将自己的调研报告公示于众。

　　李兴旺等人对该县农村初中三个年级的443名学生，5所农村中小学的242名教师，教育部门和农村中小学的82位领导进行了问卷调查。

　　这项来自民间、并不很专业的报告历时一年多完成，结论令李兴旺等人颇为震惊。在被调查的人中，烟民占41.79%；学校管理者对于控烟的认识令人担忧。在这些领导中，认为教师在工作场合、学生面前吸烟与学生的行为养成“没有关系”的竟达56.1%之多。

　　慧秀（化名）的丈夫是个“铁杆瘾君子”。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和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都是抽烟。加之室内空气不流通，慧秀受尽了二手烟的折磨：在孕期患上了严重的哮喘，孩子出世后几天便离开人世。

　　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和母亲，失去孩子的痛苦让她对烟味产生了极大的抵触与反感。虽然后来拥有了健康的宝宝，但她仍会以自己为例，向周边的同事、朋友宣传烟草的危害。

　　然而，对于在公共场合无视他人感受的“瘾君子”，她还是提不起足够的勇气，“除了远远地走开，毫无办法”。

　　与慧秀相比，“控烟老太太”吴宜群显然更有名气，也更专业。在给科学网的信中，她更是直陈“四大理由”，质疑“烟草获奖”。

　　曾担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吴宜群退休后，成立民间公益组织“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下称新探）”，向大众宣传健康生活方式，倡导无烟生活环境。她说，在控烟这条路上，她已下定决心。

　　2006年，吴宜群从世界卫生组织申请到了一笔5000美元的项目资金，调查中国控烟现状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差距。正是这个项目，使得新探转变了发展方向，也让吴宜群成了远近闻名的“控烟老太太”。

　　小区门口趴活的出租车司机最“怕”吴宜群。一见她出来，司机们赶紧招呼身边的同行把烟掐了，“控烟老太太来了”，他们担心吴宜群唠叨。

　　吴宜群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宣传控烟。她曾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做“无烟学校的必要性”的访谈，并成功帮助大三学生朱建之戒烟。

　　2010年，新探发布《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目前，它已成为国内最著名的民间控烟组织之一。

　　内蒙“反烟第一人”焦德成无疑是这条路上的先行者之一。这位1937年生于包头的退休教师，瘦小、背微驼，却在控烟事业上奋斗17载。他除了做讲座，还创作歌曲控烟，并填补了世界控烟大会无主题歌的空白。

　　2006年，这位反烟斗士去世。据当时在现场的媒体记者讲，为焦德成老人送行的场面出人意料地冷清，连他的家人算上还不到30人。

　　在协和医院门诊大楼和病房的垃圾桶中，已经很难看到烟蒂，这从清洁工的口中得到了证实。门诊大楼的保安也说，现在很少有人会在室内点燃香烟，都“比较自觉”。

　　太原客运段的王姓列车长则说，5、6年以前，还有人坐在车厢座位上吸烟，而现在，乘客都会自觉到车厢连接处吸烟，“大家习惯了”。

　　不过，餐馆和一些娱乐场所情况却不容乐观。位于北京中关村腹地的陈姓餐厅老板对此深有体会，“虽然我们张贴有严禁吸烟的标志，但是很多男客都会很自然地吸烟，无视标志。比例太高，我们也不好劝阻，怕得罪客人，下次人家不来了”

　　据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2011年11月6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51家受访的餐厅中，有近一半未执行卫生部出台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在划分了吸烟区的部分禁烟的餐厅中，非吸烟区内PM2.5浓度平均值达到103ug/m3平方米，是正常的11倍。

　　2009年6月的一天，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大戏《我的兄弟叫顺溜》正如火如荼地上演。剧情催人泪下，英雄们视死如归、保家卫国的气概令人折服。

　　在即将要与日本军队上演最后的殊死拼搏之前，镜头特写对准了这些新四军战士，从他们脸上捕捉着英雄们的内心世界。其中，一个士兵摸出一根珍藏很久的香烟，静静地吸食着。

　　作为“控烟大使”的演员濮存昕曾对记者讲，权威机构对每年热播国产影视剧吸烟镜头进行监测，有烟草镜头的影片占热播影片的比例达到70%以上。电视剧更高，甚至达到九成以上。有些单部影片中的烟草镜头，更是超过整个片长的10%。

　　濮存昕数次呼吁要加大控烟力度，还与其他演艺界人士一起倡导“无烟影视，净化银屏”，让人们远离烟草。

　　青少年崇拜英雄。除了影视片，运动无疑是又一吸引他们目光的地方。曾经足球赛、F1拉力赛上的烟草广告也屡受诟病。不过这两年来，隐形烟草广告已经淡出比赛，为的就是防止青少年因追随偶像而盲目吸烟。

　　、鞠萍、濮存昕、杨澜、姜昆等文艺界明星和张怡宁、刘璇、姚明等体育明星相继成为中国控烟协会的形象大使。副会长许桂华说，希望通过社会名人的倡导，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控烟行动中来，引导公众远离烟草，健康生活。

　　一位资深媒体人评论道，30位两院院士联名致信《中国科学报》反对“中式卷烟”项目获奖，其国家最高学术群体和道德榜样的身份可以引起广泛的社会轰动效益，不但让社会各界重视这一问题，同时也会让公众自觉地参与到控烟过程中来。

　　科学网编辑部负责人说，作为一家以“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为核心使命的科学媒体，网站诚邀广大有社会良知和科学责任感的科学家或相关专业人士签名，希望以精英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促成国家禁止今后任何所谓的烟草技术申报各种科技奖励，同时引起相关部门和公众的关注，为中国的控烟做些工作。

　　事情确实朝好的方向在发展。活动开展后，再次赢得了院士们的支持。中国科学院院士李荫远、何祚庥，中国工程院院士叶铭汉、高润霖、臧克茂等分别致信科学网，自发签名卷烟技术入选国家科技奖。

　　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发给科学网的来信让人难忘：“我是一位坚决抽烟的人，我尽可能在我活动的场所劝说抽烟的人禁烟。政府不能只考虑烟草业的巨大利益而忽视它对人类健康的危害，这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

　　就在本刊截稿之际，一条来自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的消息令人欣慰：鉴于“中式卷烟”项目的异议情况较为复杂，项目推荐部门提出不再继续参加评审的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