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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科技咨询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科技咨询

  “十四五”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经过新中国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此基础上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和资源环境等多重约束,以高水平科技咨询支撑高质量科学决策和高质量发展,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和紧迫。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主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奠定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基础。在规划编制过程中,中科院学部提出了 12 年内需要进行的重大科学研究项目,内容包括原子能、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系统、火箭、精密机械仪器、新材料、重要矿产资源等经济建设中的综合性、关键性重大理论与技术问题,以及蛋白质结构、生物合成等科学前沿问题。在回答周恩来总理关于“‘十二年科技规划’国务院怎么抓?”的问题时,钱学森等学部委员提出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等“四大紧急措施”,有力支撑了“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突破。

  20世纪80-90年代,中科院学部提出了多项影响深远的咨询建议。1981年5月,谢希德、张文裕、曹天钦等89位学部委员建议设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基金。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等4位学部委员向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促进了我国高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带动了我国科技计划体系的创立。1992年4月,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罗沛霖、侯祥麟等6位学部委员向党和国家呈报《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推动了中国工程院的成立。1993年11月,谢希德、师昌绪、郝柏林等多位学部委员提出《关于“九五”期间建设全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络的建议》,建议国家抓住21世纪信息时代的机遇,以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络为起点,通过分步实施、逐步推广,建设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

  从上面的经典案例可以看出,高水平的科技咨询首要元素是战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战略科学家学术造诣深厚、科技视野宏阔,是科技咨询中最为重要的“关键少数”,他们的深度参与对科技咨询的成功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比如,在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制定中,由王大珩等组成的仪器规划小组,在苏联顾问的质疑反对中,提出要自研电子显微镜,并在72天内制造出我国第一台电镜。还有谢希德、师昌绪等先生参与多项载入科技史册的重大咨询等等。因此,胸怀国之大者的战略科学家,与闪耀智慧之光的远见卓识往往交相辉映。

  其次,高水平的科技咨询需要“解渴”的咨询选题。产生重大历史影响的科技咨询成果,其主题或是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紧迫问题,或是深化国家对科技发展规律认识的重大战略政策,或是需要决策层重视和采取行动的变革性产业技术和新兴科技方向。如关于建设全国性互联网的建议,就是在互联网发轫之初、美国总统克林顿启动信息高速公路战略2个月后提出的,时代的脉动、战略科学家的敏锐和决策层的魄力形成了同频共振。

  再次,高水平的科技咨询还需要“筋道”的咨询建议。咨询建议是科技咨询的落脚点。如“863计划”就出自四位先生写给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仅一页纸的篇幅,但咨询建议针对性强、鲜明透彻。因此,要把思想转变为思路,建树转变为建言,文章转变为文件,咨询建议不一定长篇累牍,不一定面面俱到,也不一定语言优美,但必须保证决策方向的准确,经得起历史检验。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中。我们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组织发挥好战略科学家的重要作用,准确研判国际国内科技发展趋势,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研究国家科技战略,深入研究构建符合国情的科技创新路径,深入研究优化完善科技力量布局,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做出高水平的科技咨询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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