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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玛托娃:在我们所珍爱的世纪

王蔚

一九三九年初,列宁格勒正值严冬。曼德尔施塔姆瘐死集中营的消息从远东传来,让寒风中战栗已久的亲友们陷入更深的恐惧和孤独。拥挤的克列斯特监狱之外,长长的探监队列里,罕有男人的身影,不过有两位气质不同的女士仍被人认了出来,她们是作家楚科夫斯卡娅,和她后来陪伴半生的好友阿赫玛托娃。

此刻,两人正为被捕的丈夫和儿子的命运担忧,迫切想要从监狱里打听到一点亲人的消息,另外请求卫兵给他们送去一点自己好不容易筹得的钱和食物。这痛苦而漫长的折磨,后来成为阿赫玛托娃《安魂曲》中代序里的一幕——

一个站在我身后的女人,嘴唇发青,当然从来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她从我们都已习惯了的那种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凑近我的耳朵(那里所有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喂,您能描写这儿的场景吗?”

我就说道:“能。”

于是,一种曾经有过的笑意,掠过了她的脸。

在狱墙之外得到诗人的承诺,这“笑意”里必定包含了诸多欢欣之外的感情。彼时不论是谁,或许都不会指望诗歌来拯救自己的苦难,但有人相信,她应该把一切描写下来。

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〇年间创作的组诗《安魂曲》,似乎是阿赫玛托娃创作生涯的一次剧烈的转变,诗篇中充满坚韧、厚重的音符。自一九二二年起,她的作品被禁止公开发表,当人们时隔多年后与她在诗歌中重逢时,惊讶地发现,她不再是那个以纤巧精致的诗句吟诵爱情的女孩了。

从一战到内战(1914-1920)

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国对俄宣战,俄国沙皇随即下令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已被战争强化的民族情绪迅速点燃,民众的爱国热情一时无两,甚至连名字起的像德国人都要立即改掉。在这种热情的影响和裹挟下,战争动员一呼百应,不少文艺界人士也“油炸夜莺”般加入其中。

这是古米廖夫与阿赫玛托娃结婚的第四年,他们的儿子列夫还不足两岁。加入骑兵作战的古米廖夫此时尚未理解战争的残酷性,他对自己在作战中展现勇气很是兴奋。

与丈夫不同,阿赫玛托娃从一开始便对战争有着深深的不安。对丈夫安危的担心,对杀戮和死亡的恐惧开始出现在诗歌中,这是她诗歌题材的第一次开拓,“安静的道路突然五光十色,/哭声飘飞,脆响如同碰撞的银器,/我捂住脸,向上帝祈求/在第一次战役之前就被杀死。”

阿赫玛托娃生于乌克兰敖德萨,在刚一岁时便随父母迁到圣彼得堡附近的皇村生活,所以她童年的记忆基本都来自这个贵族们的避暑之地。这个迷人的小城里,皇宫、花园、林荫道、跑马场,都曾给她带来许多童年时代的愉悦,尤其是普希金曾经在这里求学的足迹更让她欣喜。阿赫玛托娃本名为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高连科,这不是一个文学世家,父亲甚至不允许她用高连科的名字发表诗歌,于是她一生的创作荣耀便属于了母亲家族的姓氏。

这个重组的家庭(安娜的父母以前都结过婚)衣食无忧,处事体面,却又远谈不上美满,这或许也是阿赫玛托娃一生感情路途坎坷的症结。父母情感不和,疾病也总是挥之不去,妹妹的早逝更给她的童年蒙上一层阴影。可是自那时起,阿赫玛托娃便有着一种善良的本能,她关注身边的人们,善于从普通人的庸常生活中发觉闪光点。同样,这也让她更为惋惜生命的逝去,渴望和平温暖的生活,所以不难想象,即使在全民狂热的年代,她对战争仍保持着本能般的抵触。

“须知简朴的生活总在某处,/还有透明、温暖和快乐的光……/那里,姑娘隔着篱墙与邻居/在暮色中交谈,唯有蜜蜂/听到其中最温柔的情语。”这首一九一五年创作的爱情诗,典雅而精致,带着明亮、温柔的气息,也有着预言般的告白,“简朴的生活”从此旧梦一场,想要寻回它的踪迹,这座城市不知还要用多少代价来“交换”。

在一九一八年与古米廖夫离婚后,她与学者希列伊科结为夫妇。在这个一开始便不被看好的新家庭里,她们的新生活也的确过得不好。这段实际上为期不足三年的婚姻期间,她很少写诗。让二人深陷生活漩涡的不单是感情和文学理念的问题,从写于一九二一年的《诽谤》中,可以拾起阿赫玛托娃在那个年代的记忆——在无情的天空下死灭的城市,/为了住宅和面包而漂泊,试碰运气。——这是关于饥饿的记忆。

饥饿、“素食”和清洗(1921-1940)

一九二〇年,国内战争随着苏俄红军的胜利而结束,民众的生活却没有随着响亮的宣传口号迅速好起来。长期的战乱让整个俄国的经济面临崩溃,城市的物资尤为短缺,死于饥饿的平民大有人在。城市里还有气力的居民会悄悄跑到郊外,用首饰等贵重物品从农民那里换回一点食品,这自然不是体弱多病的阿赫玛托娃所能胜任的事。她的生活穷愁潦倒,衣服破烂,房屋冰冷,凄苦到连自己的儿子都无力抚养,只能靠在出版社工作的那点微薄薪水和朋友的少量帮助度日。此时年仅八岁的儿子列夫被寄养在前夫母亲的家里,对他的亏欠,自此成为阿赫玛托娃难解的心结。

但评论家楚科夫斯基会永远记得那年冬天在出版社相遇的一幕,阿赫玛托娃叮嘱他稍晚到自己的家中,给他年幼的女儿带回一瓶牛奶。在那个年月,或许“除了她,谁也不会送人一瓶牛奶”。与善良的本性相伴的,是阿赫玛托娃对物质的蔑视。这不似她早年的诗歌风格,重视具体的日常事物,并把它们的形象与内心微妙的情感相连。对物质的“一轻一重”,其感染力无疑都是巨大的。这种慷慨的个性,在风光富足的日子里已经令人印象深刻,在漫长的饥饿年代也不曾改变。

与饥饿相比,家人的离去是更为沉重和直接的打击。一九二一年,先是古米廖夫从她家乡带来哥哥自杀的消息,后来,肃反委员会“契卡”又抓捕了古米廖夫。严酷的审讯后,古米廖夫拒不招供,当年即被枪决。这些残酷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带给她深重的悲伤和恐惧。

这种动荡之中,敏感的诗人并非没有选择。不少人甚至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就敏锐地嗅到了危机,选择离开俄罗斯。对革命和国家前景的悲观情绪,弥漫在诗人之间,同时代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也在一九二二年选择了暂时离开。但阿赫玛托娃断然拒绝了出国避难的机会,她决定留下来,选择面对所有俄罗斯人共同的命运。哪怕这里正在燃烧的大火,注定“戕害着残余的青春”。

面对时代巨轮的碾压,个人选择生死攸关,不能轻言道德和功过的评判。选择去远方的人,未见得能如愿新生,留下的人也有许多心有悔意。不同的是,阿赫玛托娃认为自己是在这里成为了一名诗人,便应该留在这片土地上面对现实的一切。在一些拒绝出国“诱惑”的诗歌中,她罕见地表露出激昂的情绪,这似乎也彰显了诗人性格中坚忍、独立,又有些固执的一面——

那些抛弃国土、任敌蹂躏的人,/我绝不会与他们交往,/我不会听他们粗俗的阿谀,/更不会给他们献上自己的歌声……我们知道,在随后的评判中,/每一时刻都会给出证明……/但尘世间,没有人比我们/更高傲、更纯朴,更不会流泪。

实际上,阿赫玛托娃自己的处境早已不容乐观。一九二二年初,在莫斯科的一场名为“净化当代诗歌”的晚会上,马雅可夫斯基当众宣称,阿赫玛托娃的“内部家庭诗”已不再让他感兴趣。他似乎没有读到阿赫玛托娃的近作,所以听不到诗歌中那些坚定和丰富的语调,又或许他不知道自己这样高傲的论调,对阿赫玛托娃日后的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一年,阿赫玛托娃的作品因被认定“与新生的政权不符”而禁止发表,这道内部的秘密指令,连被执行者本人都是在五年后才知晓,那时她已被作家协会除名。一九二二年,阿赫玛托娃唯一的安慰,也许就是遇见以后的恋人,与她相伴十几年的艺术史专家普宁。尽管我们日后得知,他们带给彼此的慰藉和欢欣也少得可怜。

在阿赫玛托娃称之为“素食年代”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列夫·古米廖夫逐渐成长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青年,像他的父亲一样,开始对历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个只要看到他档案上父母的名字,似乎就能判定他有罪的可怜青年,晚年被证明是一位出众的历史学家。这一时期,他来到母亲的身边,在列宁格勒大学研读历史学,也参加一些秘密的社会活动。温情的日子寥寥,列夫便因政见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八年两次被捕。这让他原本想弥补儿子童年缺憾的母亲倍感痛苦。在一九三五年,阿赫玛托娃尚可凭借自己的声望向斯大林上书求情,待第二次因图谋推翻政权的罪名被捕时,她已彻底无能为力,眼睁睁看到儿子被判处长期监禁。而这还远不是悲剧的结束。

从二人的生活轨迹来看,列夫与母亲的关系一直是若即若离的。他对于母亲的怨愤,也许出自年幼时的分离,也许出自被抛弃的误解。事实上这种误解自童年就留下了伤痕,直到母亲生命的终点亦无法愈合。

一九三五年,在长期的饥寒和“大清洗”的恐惧折磨中,阿赫玛托娃的心脏和甲状腺都出了问题,外加肺病复发。就是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安魂曲》诞生了。这组写于一九三五到一九四〇年的杰作,彼时只能在诗人和亲友之间口口相传。待多年以后,朗诵它不再是犯罪时,它早已在俄罗斯的土地之外誉满天下。

面对这种痛苦,高山弯腰,/大河也不再奔流,/但监狱的大门紧闭,/而背后是“苦役犯的洞穴”/和致命的忧悒。

在少量亲友的短暂相聚中,隐秘记录下了一个时代的悲剧。战争和战后的二十年,每个人的命运都随这国家的动荡而漂泊不定,无人能躲避天灾人祸无情的摧残。妻子、母亲、罪犯、诗人……在时代的裹挟下,诗人的认知逐渐改变,早年诗歌中单纯、微妙的情感变得沉重而复杂,却始终有一种坚忍的语调,支撑着其不屈的尊严和意志,给诗歌带来宽广的境界,更为广阔的内容。

一九三四年,同住在莫斯科纳晓金胡同的曼德尔施塔姆因诗获罪,阿赫玛托娃目睹了他被捕的一幕。她四处求救,终于在布哈林的帮助下,曼德尔施塔姆被“宽宏大量”的获准自己选择流放地。一九三六年,在流放地沃罗涅日,曼德尔施塔姆的弟弟在车站迎接前来探望的阿赫玛托娃。据他的回忆,刚经历了三十多小时旅程的阿赫玛托娃显得苍老而痛苦。

干杯,为家园的废墟,/为我残酷的生活,/为两人共处的孤独,/也为了你,干杯——/为背叛我的双唇之寒意,/为世界的残忍和粗暴,/为上帝也不能拯救的一切。

此刻,国内清洗的恐怖尚未散去,与德国纳粹和平条约的假象以及对波兰东部的侵占,让有良知和预见的人们愈加不安。一场更残酷的战争阴云在天空的西方郁积,暴雨欲来。

卫国战争(1941-1945)

别尔嘉耶夫曾在一九一八年出版的《俄罗斯的命运》里这样说:唯有立刻承认俄罗斯的悖论性,它那骇人的矛盾性,才有可能揭开隐藏在俄罗斯灵魂深处的那个秘密……这是世界上最无国家组织、最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人们害怕政权,渴求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却又渴望生活在集体的温暖中。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民族,它能够把任何事物都转化为政治的工具。俄罗斯人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拥有一套庞大的国家机器,为捍卫它们的存在和维持它们的运转耗尽了自己的创造力。(《俄罗斯的命运》,译林出版社,2011年,P3-P7)

三年后,别尔嘉耶夫涉案被捕,次年被驱逐出境,自此流亡国外。颇有些黑色幽默意味的是,他以切身的经历佐证了自己对俄罗斯性格的精准剖析。也许,只有理解了俄罗斯性格中的深刻的“悖论性”,才能理解他们在反纳粹的卫国战争中所做出的举动。

一九四〇年,阿赫玛托娃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她仍在尽己所能为第二次被捕入狱的儿子奔波。法捷耶夫等作家的声援,让她获得了作协少许的经济支持和口头肯定,但她已不指望当局对自己态度有什么根本转变。这一时期,阿赫玛托娃关心着欧洲的反纳粹战局,并且重新开始诗歌创作,其中多有涉及战争,诗歌的内容与视野已有根本的转变和拓展。

六月,巴黎在德军猝不及防的攻势中迅速沦陷。阿赫玛托娃在诗歌中表达了对这座城市的担忧,同时向正遭受空袭的伦敦人致意。“最好向窗内瞧一眼麦克白,/与那个受雇的凶手一起颤栗,/但是不要这一幕,不要这一幕,这一幕,/我们已无力再朗诵这一幕。”此时,另一首长诗正在创作中,那便是《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直到去世的前一年,阿赫玛托娃仍在写作、修改它。

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正式打响。德国纳粹军迅速向苏联领土推进数百里,包围四十万苏联军队。三个星期后,已有二百万苏联人在炮火中死去。纳粹的暴行再次激起民众强烈的爱国热情,一时间,“大清洗”造成的精神伤痛旋即被向纳粹复仇的怒火所掩盖。最直接的例子便是,列夫·古米廖夫在结束刑期之后,毅然投入到惨烈的卫国战争中。同他父亲当年一样,他为自己在战争中获得的勇气而欢欣鼓舞。

在一战时,别尔嘉耶夫曾判断:“俄罗斯人存在着对力量的恐惧,存在着永恒的怀疑,以为力量都来自魔鬼。俄罗斯人在精神上是不抵抗者。”然而二十七年过去,在不断体会施暴的力量带来的痛苦之后,俄罗斯的性格已被重新锻造。

与对一战的彻底否定态度有所不同,阿赫玛托娃虽然仍旧反对战争,但她坚定支持反抗侵略者的正义之师,决心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整个文艺界都在尽己所能为反侵略战争奉献自己的力量,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甚至主动报名参军。常常卧病在床的阿赫玛托娃开始以广播的方式,向公众传递自己的声音:“我全部的生命与列宁格勒连在一起,我,现在像你们大家,靠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而活着:列宁格勒任何时候都不是法西斯的。”在炮火和疾病反复袭扰下,她有许多次的广播录音是在病榻上完成的。

今天与心上人诀别的女人,/愿她把痛苦转化成力量。/我们向孩子们起誓,向坟墓起誓,/任何人都不可能让我们投降!

在一次录完广播回家的路上,阿赫玛托娃在躲避空袭时,无意间躲进了三十年前经常光顾的“流浪狗俱乐部”,那是她与朋友们的聚会之所,也是她诗名萌生的地方。故地重游,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带来短暂的温暖回忆后,旋即代之以无尽的失落与感慨。

从列宁格勒疏散,在塔什干度过了三年相对平静的生活之后,阿赫玛托娃重又回到这个承载了“荣誉和灾难”城市。战火渐熄,而之前被掩盖的痛楚,又逐渐清晰起来。

战后二十年(1945-1966)

一九四六年八月九日,作家协会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在这次会上,日丹诺夫向阿赫玛托娃发动了攻击,再次让她的生活坠入谷底。一九四八年初,阿赫玛托娃身体一度恶化,这一次,冠心病的剧痛缠上了她。

从卫国战争前线归来的列夫,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第三次被捕,十二月被押送至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的集中营,次年被判处服劳役十年。一再的打击之下,阿赫玛托娃表现出令人惊异的生命韧性,她忍着病痛多次前往检察院,寻求在位者的帮助或怜悯。可权力的癫狂之下,十年前的那种无助早已变为绝望。在被监禁时,列夫曾对母亲不救助自己颇有怨言。他不曾知道,此时尚处饥寒之中的母亲,哪还有什么对政治权力的影响力,她仅有的,无非是每个月竭力为儿子准备的一个装着饼干和烟草的小包裹罢了。

你再一次变得强大而自由,/我的国家,但是,化作灰烬的/战争岁月永远活着,/在人民记忆的宝库里储藏。/为了年轻一代和平的生活,/从里海直到北极的冰川,/一座座巨大的新城拔地而起,/仿佛为焚毁的乡村竖立纪念碑。

有人认为,阿赫玛托娃写于一九五〇年的这几首赞颂和平的诗歌,有向当局者示好的成分。这种评判是不公允的。

炮火之中,她的声音没有丧失可信度,政治高压之下,她没有丢掉一位诗人的高贵和一位母亲的尊严。对于生命的珍视,对和平的期盼,陪伴了阿赫玛托娃长久的创作抑或沉默年代。在冷战的阴霾中,某时某刻,整个世界几乎都忘记了什么是真正的和平,阿赫玛托娃通过对战争的记忆,向世人婉转地描绘了那幅美好画卷。

珍爱的世纪

十七岁时写的那首《我会爱》,似乎在冥冥之中昭示了支撑阿赫玛托娃忍耐一生苦难的能力。这种能力让她自始至终有着迷人的风采,有着一如既往的爱的活力。

两度经历战争,又两度捱过漫长的压抑岁月,野蔷薇花开花落,从那个“采摘一束美丽而馥郁的百合花”的小女孩开始,到一个沉稳典雅、平和庄重的老人行将离去,阿赫玛托娃站在世界的北方,含泪凝视着人类的悲欢,又以不朽的诗篇呼唤和平的岁月,写下她对生命和世纪的珍爱。“我们所珍爱的世纪,/听到隐隐然的跫音。”

一九六五年,阿赫玛托娃用几页纸的简短篇幅,云淡风轻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七十多年间,她经历了爱与背叛,经历了逃亡和坚守,经历了生离与死别,最后在晚年誉满天下,荣耀加身,被誉为白银时代的月亮。

生活的苦涩嚼尽,报之以无关紧要的回甘。实际上,“尘世的荣誉恰似云烟”,这是她二十岁时就拥有的判断。伟大或是庸凡,癫狂的岁月过后,在诗人眼中有什么分别呢?就像她在《野蔷薇开花》里写的那样——“亲爱的,我们不过是/世界边缘的灵魂。”

(文中诗歌多引自《记忆的声音——阿赫玛托娃诗选》,汪剑钊译;部分诗句和史料引自《俄罗斯的安娜:安娜·阿赫玛托娃传》,[英]伊莱因·范斯坦著,马海甸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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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刘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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