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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与幸存

云也退

“我根本接受不了食物,我不是那样的人;这是我的一个特点。”一个坐守家中、正望着堆了一地的蔬菜水果的人,读到这样的话会什么感觉?说话人并不是衣食无忧在那儿卖乖,他是真的在挨饿——这本书的名字就叫《饥饿》。

克努特·汉姆生,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身份: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饥饿》是他1890年发表的小说,他一鸣惊人,靠着这个没什么情节的自传式的故事成为挪威的文化名人。他和著名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几乎同时出道,风格上也是不谋而合,蒙克画中对死亡之神秘的极致表现,跟《饥饿》里顽固地蔑视饥饿、蔑视穷困的主人公真有灵魂上的共鸣。因此,《饥饿》的很多版本,都从蒙克那里寻找灵感来制作封面:长着黑洞洞的眼、圆圆的嘴巴的人,静默的呐喊,有一丝可怖又有一种滑稽。

《饥饿》的写法,在1890年代的文学场里独树一帜,汉姆生因此而开启了一种现代派风格,以至于美国作家、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在为《饥饿》写的序言中将汉姆生誉为现代主义的鼻祖。但是,在喜爱《饥饿》的大作家之中,弗兰茨·卡夫卡是受到最直接的影响的人。卡夫卡深刻的感受力,和他站在20世纪初,对未来的人类社会所作的惊人的预见,在我们时下的困境中显得越发突出了。他留下了三部没写完的长篇小说、一些中短篇小说、随笔、书信、日记和谈话若干,都具有高度的性,但他承认自己对汉姆生无比钦佩,汉姆生的文字,他说,“就像树木上的结一样自然。”

他还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同样写了一个不仅不惧怕饥饿,而且还以绝食。我们且掠过不太熟悉的汉姆生,直接来看卡夫卡——不断回到他,是当下的一种思想和道德义务。

马戏团的旁边放着一个笼子,笼子里铺着稻草,草上坐着个人,在表演绝食。表演要么靠肢体,要么靠声音,要么靠某种特技比如闷水之类,就算是涉及吃喝拉撒,表演喝酒吃饭也是可行的,不然网络上也不会有那么多所谓“吃播”。但绝食如何表演?有绝食请愿者,他们是为了表达某个政治态度,不会有人买票去看他们;然而卡夫卡告诉我们,绝食曾经是一种很流行的表演,公众从中能寻到开心。这种风俗想必一定是有问题的,热衷于此的人是不正常的。当饥饿艺术家呈现在纸上时,卡夫卡就一并把公众的模样也暗示给了我们。

他们的趣味是不正常的,可他们的思路竟又如此正常:他们怀疑饥饿艺术家会偷偷地吃东西,还要派人去偷偷查看!

卡夫卡的魅力在这里展露无遗。明明是疯狂的、让我们疑虑不安的事情,却表现得完全正常,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正常。好像这里有个阴谋,艺术家可能会出丑,要不,就是怀疑艺术家造假的观众们自己出丑,但同时这些事情又是如此自然、合理,不足为奇。正反两端同时发生,让你眩晕,从你的一个头脑、一张嘴巴里同时冒出两个声音:“这不可能!”和“这当然了!”

这变态的事情进行得如此正常。故事中的人从未质疑过他们所做的一切,同时,饥饿艺术家也向我们解释了他自己。他说,他有理由表演饥饿,不是因为观众爱看,而是因为“绝食是我所能做的最容易的事情”——这句话十分合理,让人无力反驳,它显得很高调:一个“大师”当然会夸口说他做的事情很容易,不是吗?可是听完他的解释,观众们表示不信,这不信也是合理的,要是戳穿了艺术家的谎言,让他再也混不下去……这事,想想就激动。

饥饿艺术家不在乎这些怀疑。他做到了“襟怀坦荡”。饥饿是他内心的追求,他生活的目的,他存在的唯一理由。与之相反,人们始终以嘲笑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坚持,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设下伏击,还用食物来引诱他。他像高僧穿过乱花丛一般,度过了这些侮辱毁谤。他成功了,熬过了四十天的绝食后,人们为他举行了庆祝,给他送上“病人餐”,但这和给一位跑到钟点的马拉松选手披上毯子是不一样的。限定了四十天,也不是出于人道的原因,而是因为公众的兴趣只能维持四十天,期满后,即便他拒绝这顿饭而依然保持绝食,也不会再有人来看他的表演了。

卡夫卡用的每一个词都在收紧他的内在逻辑,使“这不可能!”和“这当然了!”之间的张力加剧。更加吊诡也更加合逻辑的是,在这场庆祝之后,原本一直坚持着的艺术家,居然身体垮了,不是饿垮的,他倒在终点线上,是因为愤恨,因为庆祝就意味着人们完成了一个近乎于“追剧”的任务,决定各自散去,使得他不再有机会去继续挑战自己,去赢得一个“空前绝后的饥饿大师”的荣誉。

他恢复得很快,像一位训练有素的演员一样调整好了身体状态。可是事情继续合理地在发生:这次成功后,他那张漂亮的招牌被扯了下来,笼子里用来计算时长的钟也被拿走了,没有人记录他绝食的日子,而之前负责监督这场挑战、不让他作弊的看守人都不在了。当他被剥夺了挑战的目标,饥饿表演就成了他的精神负担,他过去是真的想过要无限期地绝食下去的,现在他却做不到了……“没有人在计算日子,谁也不知道他的成就有多么伟大,甚至他本人心中也无数,这使他心情很沉重。”

他是在被冷落中断气的。他死后,讽刺的浓度达到了巅峰,“这不可能”“这当然了”之间的结合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仿佛那是两个气咻咻的人,在对彼此满腔的愤恨之中依然紧紧地拉着手;不可能的事继续在合情合理地发生,只是关系紧张到了快要烧起来一样:尸体和笼中的稻草一起埋掉了,代替他的位置的是一只黑豹,对丢给它的食物放开肚子大嚼,离开笼子的人们重又围拢来了。艺术家在死前的最后一番对话里,对自己的绝食选择重新做了一番说明,他说:

“我必须饥饿,我别无选择……因为我没有找到过对我胃口的食物。如果我找到了,那么你相信我,我不会一惊一乍的,我早就会像你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把自己填饱了。”

不管这故事对大众有多少讽刺,主动寻求饥饿,这本身可以说是一种反常甚至说变态,只是对卡夫卡来说,世上的“常”和“态”都是可疑的。饥饿实践一般都和宗教中的自我净化有关,净化是为了让人更配得上创造他们的唯一上帝,而强制性的净化势必会造成对人的异化,让人对摄食行为产生神经质的反感,对肠胃蠕动和排泄感到心中不安。卡夫卡是研习过犹太秘教卡巴拉的,他的《变形记》和《一条狗的调查》都显示了他非常着迷于有机生命体对它自身的厌恶和焦虑。不过,卡夫卡不只是揭露一些可怕的可能性,而且一直有心亲尝反常和变态的体验,他在一则日记里写到:“我只需要一个房间和素食,此外几乎没有别的。”他说,他真的对大口吃东西感到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恶心。“我根本接受不了食物”—这种想法,对卡夫卡来说是很迷人的。

饥饿艺术家主动选择了饥饿,此外,他还必须把自己监禁起来。他的笼子有看守(看守是观众派来的,通常是屠夫),笼子则放在马戏团外,人们不是像来看什么胡迪尼式的绝处逃生那样来看他的,可是,人们抱有的看他出丑的心理,却也内含在去看马戏表演的行为之中:要是能看到艺术家偷吃食物,不是和看到狮虎狗熊不听号令一样,仿佛捡到了彩蛋一般让人心花怒放吗?在这个意义上,自我监禁是挑战饥饿记录的规则所要求的,但它好像是给公众设下的陷阱,为了诱出他们体面外在之下的丑恶心理。只是没人知道暴露它是给谁看的。给上帝看吗?

艺术家知道,围看他的人不能理解他的艺术,“去给人讲解饥饿的艺术是白搭!对它缺乏感情的人,根本懂不了其中的奥妙。”这是一种审美良心,在表演期间,哪怕强迫他吃食物他也不吃,“他那艺术家的荣誉不允许他这么做。”他唯一赖以为滋养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信念,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很稀少,所以艺术家也只有一个。然而公众不能理解这种艺术,他们都不相信艺术家真的在笼子里——也就是说,不相信他真的不吃食物。他们越不理解,艺术家也就对他们报以更大的蔑视。

看起来,他的纯粹的信念和我们所说的虚荣心是混在一起的。卡夫卡无心塑造一个“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式的灵魂,因为他也是严厉无情的自我审视的行家。当他说,自己当作家不过是“享乐主义的构造”时,他是真心的。当他在最后的作品,短篇小说《女歌手约瑟芬或老鼠民族》中描绘老鼠约瑟芬时,他对虚荣心的刻画保持了在《饥饿艺术家》里的那种强度。约瑟芬实际上是不能唱歌的,她只是发出“一种普通的口哨声”,但是,她不惜"采用最不体面的方法来吸引人们注意她"。她是个伪名人,专门挑那些别人注意不到她的时间来展示歌喉,还认为这是别人对她一种“高级的认可”。

饥饿艺术家也是他自己最大的观众和支持者,他关入笼子里,这恰好证明他的优越性,让他得以公开地保持饥饿感,而别人,能够自由取到食物的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他的经纪人当然是无耻之尤,他们像办巡展一样,将他从一个城市转运至另一个城市,可是当观众寥寥时,经纪人不仅没有用手电筒照着他,把他制造成奇观,还宁愿百无聊赖地打牌消遣。他为此愤怒:他以饥饿为信念,孤芳自赏,可同时又需要别人观看和欣赏来确认他自己的存在。这多么矛盾;但他和那些自拍迷和病毒式的视频博主一样,不觉得这里有什么矛盾。

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恐惧,那就是他们自造的奇观遭到了拒绝,相当于发一则视频,受到上百上千条的嘲弄。《饥饿艺术家》对此也有一段精妙的构思。在四十天的绝食期满那日,笼子门被打开,两位医生走进笼子,对艺术家做了一番必要的检测后,通过麦克风向坐满了观众的整个剧场宣布结果,最后走来两名年轻女士,充当礼仪小姐,“她们正为自己能被抽签选中而沾沾自喜”,她们把艺术家从笼子里引出来,走向放有饭菜的小桌子。演出团经理走来,以手势的方式宣告表演成功,并把他交给两位女士,当艺术家全身所有的很轻的重量“由其中的一位女士承担着”的时候,那女人毫无准备,躲开了脸,她的同伴也没有只是哆哆嗦嗦地托住他的一只骨头棒一般的手,没有去帮她。这是,观众哄堂大笑,那女士委屈地放声嚎哭,“不得不被一个早就听候在那里的勤杂工接替”。

在卡夫卡看似毫不费力地散文句子中,始终传输出伤逝悲悼的色彩。饥饿艺术家是有严格的洁癖的人,在当代文明中,这类人的衰败和灭绝是可惜可叹的。然而,整个故事中所有的逻辑又都是反对他的,反对他选择的那种自我禁闭的洁净之路,同时暴露其中的虚伪。但他的失败和死亡,也并不证明冷落他、不理解他的大众就是正确的。在卡夫卡看来,大众永远是“寻欢作乐”的,他们最善于做的事就是用娱乐来取代那些个体化的精神追求的示范,或是以各种方式将它们变为自己喜爱的娱乐形式。一个真有洁净之心的人,又如何能够指望大众的眼光来确认自己。

可是,因为自己被别人看,或不被别人看到而焦虑,这正是现代社会的现象。《变形记》里,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利·萨姆沙,设法以不看自己来忘掉这回事,可他却不能不痛苦地感觉有人在窥视他。他觉得同事会来找他,他为自己缺席了办公室工作、以一个空椅子面对老板和其他人而内疚不已,这种内疚立刻超过了他对身体变形的恐惧。在这里,当我们感到“这不可能!”时,卡夫卡很快就给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格里高利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需要为父母还债,所以他只能忍气吞声,不敢辞职,辞职不仅让他失去了收入,更会让他在父母眼里变成一个不可信任的儿子……于是我们只能苦涩地承认:“是的,这是当然,他当然首先要顾念他的职位,他的公司,他的收入”。

卡夫卡是当之无愧的先知,他刚过四十岁就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留下遗嘱让好友马克斯·布罗德毁掉他的作品,而布罗德没有这么做,他把那些光怪陆离的作品出版。这则“被背叛的遗嘱”是思想史上的一个经久不衰的议题,因为要是布罗德忠于亡友,按他说的去办,人类的心灵结构恐怕都会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感受卡夫卡的时代,当你明明心中不满,不解,却找不到冤头债主,只能与一大堆“照章办事”、“遵命行事”的人员相遇的时候,你就落到了卡夫卡的《城堡》里;当你买不到菜,出不了门,却发现似乎大多数人都过得好好的,从而为自己的无能羞愧不已的时候,你也在和卡夫卡相遇。

既然他想要销毁所有作品,那么可以推知,《饥饿艺术家》也并不是想要写给谁看的,更不想要引起多少人的困惑和深思。这篇小说幸存了下来,读到它的人,也应该感觉自己是幸存者。人都是害怕先知的,因为先知都是宣告灾难将临的人,像灾星一样,但听到先知的预言后若还想幸存,那就只有一法:去成为先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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